牛顿范式和爱因斯坦范式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属于低能范式，后者属于高能范式。

　　在一个相对稳定的低能量世界中，经典的构筑方法如建造教堂般，需要严密的管理体系，封闭的集中结构。软件开发领域中有著名的布鲁克斯定律，随着开放人员数目的增长，项目复杂度和沟通成本按照人数的平方增加，而工作成果只会呈线性增长。

　　开源运动三杰之一的埃里克·雷蒙德认为，在进行高度膨胀的软件设计时，要避免项目不会因为规模和复杂性失控，有两个方法。除了刚才所说的大教堂模式，还有一种集市模式，即并行、扁平的开发结构，参与者大多是互联网支志愿者，没有强制的契约关系，来去自由。集市模式的前提是，开放源代码。

　　信息化的支柱是硬件和软件，硬件一般来说对应的是制造业，软件则常常被看做是狭义的信息产业，软件体现的是人类生成和管理信息的信念和方法。马克·安德森曾经说，“软件正在吞噬着人类社会”。我们的生活除了被APP化，微信化之外，自动化与几乎为零的复制成本软件特性也在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运营机制，包括商业思维的重构。

　　计算机学教授勒维斯在自己书中回忆，1995年8月8日，他本来想购进网景公司的股票，但是4000万股的股票在资本市场被瞬间抢购一空，勒维斯称，简直就像打劫一样。而他的报价始终跟不上股票上涨的节奏，最终没能成交，让他懊悔不已。这家刚刚成立16个月，销售额只有1200万美元的小软件公司，却坐拥了28亿美元的资产，并且撼动了微软的霸主地位。

　　操作系统是人机交互的界面，将人至于信息处理的语言环境中。而网景的核心产品是浏览器，其主导者正是马克·安德森。互联网出现后，人对于信息的需求更加扁平化，浏览器作为一种超文本组织节点，具有替代信息孤岛时代的操作系统的可能性。事实上，浏览器与操作系统之争一直持续到现在。谷歌曾经旗帜鲜明地推倒了操作系统，推出了“浏览器+云”的chrome笔记本。

　　网景的故事几乎尽人皆知，它因为微软捆绑销售IE浏览器而受到致命打击。在这个过程中，网景的一个在当时看来自杀的商业策略震动业界。1998年，网景宣布开放源代码，这一举动意味着网景将失去商业壁垒，更为重要的是以Linux为代表的黑客文化和开源世界，正式走了公众视野。而埃里克·雷蒙德就是这一策略的幕后推手。

　　关于Linux的故事，我们就不再赘述了，直到现在，它依然是人们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阐述自组织、自协调、开放式创新都要反复引用的经典案例。埃里克·雷蒙德在《大教堂与集市》中写到，“Linux最重要的特点不是技术上的，而是社会学上的。在Linux被开发出来之前，所有人都认为，如果软件复杂到操作系统这样的程度，就必须有一个精心协作的团队，团队要比较小，而且紧密互动，不管从前还是现在。……Linux几乎从一开始就发展出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其开发更像是仅通过互联网合作的大量志愿者的随意之作。在质量方面，没有严格的标准也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管理，他们只是执行一个简单得有点幼稚的策略：每周发布，并在接下来几天内获取数百个用户的反馈、他们创造了一种类似达尔文‘物竞天择’的选择机制，被选择对象则是开发者们所做的种种软件修改。让所有人吃惊的是，这种方式工作得很好。”

　　显然，埃里克·雷蒙德眼中的Linux是广义自由主义的胜利。而这，也正是黑客们为之努力的结果。

　　在分析Linux的成功定律时，埃里克·雷蒙德认为“共识原则”取代了“命令原则”，才使得黑客们可以按照兴趣形成有效社区。Linux运行状况就像一个自由市场，由无数个利己主义个体组成，“系统中每个个体都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在其共生的过程中，能够自然建立起一种具备自我纠错能力的秩序，这种秩序比任何集中式规划都要精妙和高效。”

　　寻求共识和命令的区别是，前着是激发效用，后者是控制效用。对于拥有极致技术水平的黑客来说，一旦认识到自身的价值可以最大化时，他们就会忘记写文档时的痛苦。通过惠及自身来惠及他人，这也是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微妙关系。

　　长期混在科技迷圈子的埃里克·雷蒙德很早就认识到了“egoboo”的作用。Egoboo是ego boosting的缩写，是指志愿者因为自己的努力得到认可而感到快乐。就好像写文字的人，当看到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被印刷在出版物上时，写作过程中的焦虑和不安，会一扫而光。

　　Linux是一个高效的egoboo市场，“把一个个黑客的利己动机尽可能牢靠地牵系到一个艰巨的任务目标上，而这个目标只有在众人的合作之下才能达成。”

　　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高效、成本最低的沟通媒介，互联网无疑扮演了开源软件兴起的语境，在这个语境中，大教堂式的闭源模式必然会遭到开源模式的严峻挑战，因为后者可以带来无法被超越的人数规模和协作优势。

　　埃里克·雷蒙德对大教堂模式不屑一顾，虽然大教堂模式中也有好的创意和火花。但是，他认为，创新的根本问题不是如何产生，而是如何不压制。“压制”在大教堂模型中，也可以理解成是“强力管理”。对于大教堂模型来说，收购外部创新公司的确是一条捷径，可结果往往并不乐观。鲜有创新大公司在进入大组织后，还能持续保持活力的。这个现象在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中尤其普遍。

　　软件开发中的“强力管理”和我们说的普遍意义上的组织管理很像，森严的开发等级、共同目标的确立、资源调配、进度监控、人力部署等等。这种思维的假设前提是我们生活在一个资源匮乏阶段，资源只有在严格调配下，才能得到最佳应用。所以，这是资源配置的防守方式。

　　开源项目中，黑客们因为兴趣和能力走在一起。因而有人总结，开源项目如果失败，唯一的原因就是程序员失去了兴趣。同时，开源文化具有自我筛选机制，它只接受程序员中最优秀的5%，而不需要像传统组织那样，为那些能力并不合适的人去付出不必要的成本。而传统的软件开发中，项目的60%左右是不被接受或者不被用户认可的。在开源中，用户和开发者合一，项目不被接受的情况基本不可能发生。

　　康威定律（Conway's law）是软件界的黄金定律：系统的结构取决于产品开发中的沟通结构（The system being productwill tend to a structure that mirrors the structure of the group that isproducing it，whether or not this was intended）。比如，当四个小组开发一个编译器的时候，最后得到的一定是一个四步编译器。 埃里克·雷蒙德总结为，方法决定结果，过程变成产品。

　　互联网本身的分布式以及点对点特点，自然消解了冗余的多层组织架构，节点无法独立存在，只有在与其他节点合作时才会发生作用。埃里克·雷蒙德认为，点对点非常重要。这种方式使得真正的平等沟通成为可能。黑客们为了解决某一个具体的问题而加入，每个人都为了在这个问题上展示自己的实力而投入精力，并带入了大量自己的资源。解决问题的快乐就是最好的激励机制，正如埃里克·雷蒙德反复强调的，“快乐是最大的资产”，“乐趣预示着效率”。

　　埃里克·雷蒙德将传统管理模式称为“马其诺防线”，以对资源的严密把守而沾沾自喜。然而，开源的精神和黑客们的自我荣誉让这道防线形同虚设。同样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努力，传统管理就像一个蓄水池，只会让资源规模固步自封，而开源模式则像一片海洋，有着无数大大小小的入海口，分支之上仍有分支。

　　集市模式的成功要点：

　　1， 用户的需要还是开发人员的需要？

　　如果用户需要的不是开发人员需要的，那么开发人员的热情会大大减少。埃里克·雷蒙德认为，开发人员的需求是好的软件作品的源头。谷歌的开发规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部分好用的谷歌软件，都是程序员在20%的时间里开发出来的。他们并没有时间去和用户进行热情交互，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工作方便而做出了一个有趣的程序。谷歌鼓励员工创新，并提供展示平台，让用户来评价。Gmail的故事就是如此。

　　2， 重建还是改写？

　　埃里克·雷蒙德说，“优秀的程序员知道写什么，卓越的程序员知道改写什么”，也就是说改写或者颠覆的能力很重要。Linux的发起人并没有另起炉灶，而是在Unix系统之内进行改写，并把原始系统的优势做最大限度的发挥，

　　3， 让更多用户成为合作者，并尽早发布。这是发现bug的最好方法。

　　大教堂模式中，bug的发现是一个成本很高的过程，大量的人力耗费了大量的时间。而且，版本的更新速度也不会很快，会让用户很失望。用户越多越能对抗系统的复杂性。“Linux的创新之处，并不完全在于大量采纳用户反馈并快速发布系统版本，而更多在于将这种做法强化到一种能和系统复杂度相匹配的强度。”

　　参与的人越多，bug越容易被发现，这是因为一群人的平均观点比随机选择的人的观点更有预见性。

　　4， Beta测试者是最宝贵的资源

　　这些Beta测试者往往也是黑客，他们可以在源代码处发现bug，并进行标记。如果有一天，这些Beta测试者主动要求退出的时候，也在预示着这个软件项目的生命周期快要来临了。

　　对于当下很多国内的传统企业来说，他们仅仅知道粉丝的参与，却不知道Beta为何物？最大的误解是，在产品测试阶段邀请的是对产品原理并不热衷的普通用户，而不是黑客级用户。

　　测试也是产品开发的内容，黑客级用户和开发人员拥有共享的交流模式。普通用户仅仅就产品症状进行描述，对于开发人员并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你可以就源代码提出意见，才是开发人员乐于见到的。

　　5， 具有编辑意识的产品领导者

　　好的编辑不一定是好的作者，但是好的编辑一定可以做出一本优秀的读物。在埃里克·雷蒙德眼里，产品领导者的一大功能是“识别”创意，而不是“生产”创意。他在总结自己的fetchmail项目时承认，“是我限制了表现自己聪明的倾向。这至少反驳了设计原创是集市模式项目成功关键的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