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Facebook、Twitter等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已经被一些国家排除在外，现在那些被媒体视为“问题公司”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了思科、微软、IBM这些科技巨头，美国有些提供计算与数据服务的公司，包括一些咨询公司，成为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怀疑的对象。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科技公司，在美国一直面临同样的问题。

 

　　这些科技公司，真的担负起“国家安全”的使命，真的是政府从事间谍与窃听的“帮凶”吗？

 

　　华为轮值CEO徐直军不久前在华为全球分析师会议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我们只希望安安静静地做生意，（政府间）关系好的时候不要想到我们，关系差的时候也不要想到我们——我想这也是全球企业所希望的。”我相信中国有许多公司想成为全球性公司，想成为像华为那样成功的公司，都不希望承担起“国家安全”的使命。

 

　　这一轮网络与信息“冷战”的爆发，美国人斯诺登的“叛变”是个导火索。“棱镜门”事件至今还没有停止发酵，让许多美国公司“躺着中枪”——想想看，美国国家安全局为什么能够监听那么多国家的政府、领导人、企业、研究机构、个人？人们很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一定是借助了美国公司遍布全球的互联网和信息技术。

 

　　但是，那些全球性的信息与网络技术公司，是不可能承担其政府的“安全使命”的。这些公司所提供的是信息基础设施，也是通用的信息与网络技术、产品与服务，全球性公司的命根子是客户的信任，一旦被认为是政府任务的代理人，其生意将会遭受毁灭性打击。

 

　　中国与美国都是互联网大国。中国的领导们都梦想着在自己的国土上出现一个“硅谷”，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多数都在美国上市，而这些公司基本上都是学习美国的商业模式，在成长过程中几乎都获得了美元风投。信息网络技术是21世纪产业革命的基础，是引领创新前沿，也是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中美两国都应该避免互相“妖魔化”对方的信息网络公司，避免让两国的高科技公司成为受害者。

 

　　21世纪的国家安全观，的确需要在信息网络时代与时俱进。国家与国家之间出于安全的目的，互相搞间谍活动是国与国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潜规则”，大家都只做不说。美国的逻辑挺有意思，政府不得对私人机构展开间谍活动，尤其是政府不应该通过商业间谍活动来帮助本国企业获得情报，因为这违背了正当的市场竞争原则。

 

　　但是这样的逻辑无法解释其侵入华为公司的电脑，因为这是对中国一家民间机构的间谍行为，尽管美国声称这是出于国家安全的目的，但把华为阻挡到美国市场之外，客观上帮助了华为在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美国商业利益在国会强大的游说能力是众所周知的。

 

　　尽管在网络安全方面尖锐对抗，中国与美国都相信一点：信息技术主宰着未来的创新与新兴产业，代表着各自国家经济的未来，而互联网最大的价值是联结，大数据成为国家新的资源，与传统的油气及铁矿石资源不同，数据资源用得越多，共享越多，越有价值。

 

　　中美两国政府应该就信息网络时代的新型国家安全观展开更加深入和坦诚的沟通、磋商与谈判，在国家安全领域制订新的游戏规则，甚至你知我知的“潜规则”：哪些行为是为各自的国家利益，尤其是安全所必须的，包括各种间谍活动；哪些是商业活动，哪些是个人隐私，哪些是商业机密，等等。应该说，将全球带入互联网时代的美国，在这方面做得并不完善，美国一直因为技术先进而有些沾沾自喜，以为在虚拟世界里，自己是唯一的隐身人，可以任意穿堂入室，偷窥别人的隐私。总之，让政治的归政治，让商业的归商业。

 

　　美国思科公司的CEO钱伯斯也以一封致奥巴马总统的公开信，指责美国国家安全局（NSA）被媒体报道在思科交付客户的设备上安装用于窃听的装置，并且直言不讳要地求白宫在互联网时代对待国家安全问题要有“新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