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鸿祎：枪、手机、偶尔有困惑

中国互联网世界最知名的“反抗者”，如今自己也变成了一名“成功者”。在同周鸿祎的长谈中，这位已经成为大亨的中国互联网界最知名的斗士，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困惑，他对互联网的看法，以及他对很多问题的重新思考——当然，也谈及他为何重新返回手机行业。

领地

大多数公司的办公室都值得一逛。按照某种不知道是否科学的理论，我们可以从其办公室的布置，来揣测每一个在其个人小王国内呼风唤雨的商业大亨们的个性。

京东商城的办公室分布在北京亚运村一座办公楼内的数层楼中，每一层的入口处都站着一位穿着黑西服的人高马大的保安人员——一个资产沉重得不像互联网公司的互联网公司。小米在清河的办公室有个干净明亮的前台，一侧墙上的大屏幕里循环播放着小米的广告；而小米网办公室的旁边就是个小米专卖店，再加上无处不在的米兔形象——一家擅长推销自己的新锐消费电子公司。搜狐搬到融科中心之后，在办公楼的下沉空间设置了大量的公共区域，包括咖啡馆和餐厅——就像创始人张朝阳一样时尚休闲。阿里巴巴的西溪园区由日本建筑师偎研吾担任主设计——马云不止一次地讲过自己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巨人网络的办公区由普利茨克建筑奖得主汤姆·梅恩主持设计——的确漂亮，而且造价高昂，史玉柱自己说仅设计费就1100万美元……每个记者都可以将这个名单无限制地罗列下去，并且讲出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或者轶事。

奇虎360的办公室远离北京的科技互联网中心中关村。这家全球第二大的互联网安全公司将自己的总部放在了遍布画廊和艺术家工作室的798艺术区旁。它的创办者周鸿祎在年少时曾经想过要成为一名画家，有时他也会问他的同事：“你不觉得我像一个艺术家吗？”(不过他也会问：“你不觉得我像一个90后吗？”)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你可以说这也有些像360在中国互联网世界中的位置。人们数得出它的对手，但却不知道它的朋友是谁。它似乎独立于盘根错节的中国互联网世界。19世纪的欧洲王室通过联姻的方式结成错综复杂的同盟，而在互联网世界里金钱就是巨头们的血液。他们通过投资来结成“姻亲”，编织自己的利益链条，或者说生态系统。周鸿祎不止一次地引用过毛泽东的这句话：“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当这个问题被用来问他自己时，周鸿祎的回答是：“我觉得除了百度和腾讯，以及他们的打手，都是我们的朋友……”

穿过悬挂着“为人民服务”标语的大堂(“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拜用户教口号)，搭乘电梯到15层，右转，走过一道门禁，就进入到周鸿祎的办公区。他办公室外的右手处，是一个舒适的阳光房。阳光房可以通向外面的露台，他的同事们有时会到露台上抽烟。经过助理们的工作区，就可以直接进入周鸿祎的办公室。一进门正对着你的就是他的办公桌。

办公桌后面，两扇窗户之间的墙壁上，悬挂着切·格瓦拉那幅著名的画像。只要在办公室，周鸿祎每天都要在他的注视下工作。这位著名的理想主义革命者被普遍视为是周鸿祎的“图腾”，而他本人在中国互联网世界中，也被视为一名“叛军领袖”。不过，在办公桌的另一侧放着的则是一尊观音像。宽大的办公桌上，除了一部联想一体机，还摆放着宣纸、墨汁和几支毛笔。周鸿祎爱听音乐，他那套豪华音响曾经是关于他的报道中的常客。桌子上也放着一些CD唱片，不过，搭配同样让人匪夷所思：万能青年旅店和邓丽君。

进门左手贴着墙是一排书架。书架上摆满了图书、黑胶唱片、各种奖杯和纪念品——比如一个钢铁侠限量版面罩。这些书未必是主人自己摆放的，但一定是经过了他的选择。下面是一些例子。两本《硅谷热》——在谈到对自己影响巨大的书籍时，周鸿祎不止一次提到这本早年出版的讲述硅谷的书；特劳特的《定位》书系——同样进入了他的推荐书单；全套的彼得·德鲁克、亚马逊的公司传记《一网打尽》、杰克·韦尔奇的自传和其他管理类书籍——一个好学的管理者的正常书目；有《战争论》和《武经七书》——哦，考虑到办公室的主人也曾经被人称为“战争之王”，这也可以理解；有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开始有一点点文艺；有《议程设置》和包括《理解媒介》在内的麦克卢汉的两本书——一个传播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但我从未看完过；接下来再次进入正常，包括《金刚经》在内的谈论佛与禅的图书。

读书和听音乐都包括在他的最大爱好中。他说，他衡量富裕的三个标准是：买书时可以不用看价钱，可以用上好的音响，以及吃点好的。但是，管理一家公司所带来的忙碌正在吞噬着他的这三个需求。

办公室的另一侧是一组沙发。这是他的会客区。沙发旁还摆着支架式夹纸书写板，这表明他甚至还会在这里开小规模的会议。沙发前的茶几上堆满了打印出来的文件、一叠叠杂志、水杯、巧克力球、360的产品如儿童安全手表和路由器——正谈着话，他会提出让你看看这款新的路由器，它拥有如苹果产品一般漂亮光洁的外形。“设计是谁做的？”“哦，我们借鉴了苹果的产品”；也会指出儿童安全手表的外包装设计是什么地方让他不满：“我老骂他们这个儿童手表的外包装，做得花里胡哨是很好看，但是，你应该在外包装上做上手表的几个最重要功能吧？！”他称这样的细节会让自己“抓狂”。但这样说时他忘记了自己刚刚讲过的话：“他们已经跟我说了好多次，让我不要在接受采访时公开批评同事和自己的产品。”

我们的谈话就在他的这块个人领地中进行。

当然，他可能更愿意将“安全”视为自己的领地。在2009年的10月，周鸿祎手持免费这把利剑冲入原本由几家杀毒厂商统治的互联网杀毒领域，最终成为市场份额最大的互联网安全服务提供商。“我就专心把安全做好，我觉得这已经挺好了。安全是一个人的基本需求。”周鸿祎说。

2007年1月9日，史蒂夫·乔布斯将“苹果电脑公司”中的“电脑”二字拿掉。看到当天发布的iPhone时，人们已经明白了苹果的雄心。而周鸿祎的雄心在于，他可以将“安全”的外延无限扩大，他创办的公司360可以从互联网安全扩展到移动互联网安全，当然也可以继续扩展到智能硬件安全、企业网络安全甚至国家网络安全。“安全本身是一个足够大的概念。”他说。

枪与战

第一次见面时，前一天他刚从美国回来，正在艰难地倒时差。原定在下午3点的谈话被推迟了一个小时。在一次会议之后，他临时决定要休息一下，然后在办公室内迎接我，他客气地表示之前见过我，并仍留有印象。

摄像师们在他的办公室内晃来晃去，先是布置灯光和架起机器，为了其中一个机位还必须将沙发前茶几移开。茶几和地板摩擦出刺啦啦的声音，他一边和我说话一边皱起眉头表示不悦。接下来所有这些动作要再来一次——因为在他表示完抗议之后，他的同事开始明确地对摄影团队表示不要再继续拍摄。

我担心这会影响他的情绪，但是他却继续讲着自己的美国之行。作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级的代表，他到华盛顿参加了中美互联网论坛，随后在硅谷同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任鲁炜一起访问了包括 Facebook和苹果在内的互联网巨头。在这两个行程之间，是他自己的一次肆意行动。在中美互联网论坛上发表了“IOT时代用户信息安全三原则”的演讲之后，晚上他和一起来参加这个论坛的互联网圈内人一起喝酒到将近凌晨两点。但是他仍然坚决地定了一张从华盛顿飞往旧金山的机票。

在睡了两个小时之后，他在凌晨4点起床，去赶早班飞机，飞行六个小时到旧金山。“去见一个网友。”周鸿祎开玩笑说。

“我打枪是自学成才。没有人教我，我就不断地靠自己悟，靠子弹喂。但是靠子弹喂，它不能永远提升，还是要找人点拨。于是我在网上搜(他没有说自己用的是什么搜索引擎)，后来找到一个军事网站叫铁血网。一个华人，在美国待了很多年，比我年纪大一些，经常在那里发表有关射击的文章。我在网上就这样跟他认识了。他在美国，有条件买很多枪，他也练了很多年的枪。

“他一听我要过去挺高兴的。他租了一个靶场，我出了机场直接奔过去。那天还下着雨。我们在雨里打了将近一千发子弹，等于练了一天枪。”周鸿祎说着伸出手来给我看：“指头都打出了一个茧子。”

他对枪和射击的热爱也不是秘密。周鸿祎此前在四惠东的办公室里，墙壁上还挂着他在香港打靶的几张靶纸。在一次采访中，他解释说这并不是要表明自己尚武好斗，而是展示自己“心如止水”——射击时更需要冷静。就像他在解释打真人CS游戏时说：“一兴奋，肾上腺分泌增多，手一哆嗦，肯定就偏了。”

周鸿祎的私人爱好也延伸到了产品上。之前，360做过的一款特供机名叫AK47。2014年的平安夜，在宣布和酷派合作造手机之后，周鸿祎发出一封公开信，这封信的名字就叫做《带上AK47，跟我到南方做手机》。有人给这封信配了张图，也是周鸿祎抱着一把冲锋枪的照片。在这封信里，他鼓励那些不甘现状的同事们跟着他一起去南方做手机，加入这项激动人心的新事业。

同样著名的是，在北京郊区怀柔的一块山地，他建了一个名叫“360特种兵训练基地”的真人CS游戏基地。他喜欢邀请团队和外面的朋友到这里来玩真人CS。创新工场的人说，周鸿祎曾再三邀请李开复带领创新工场的团队去怀柔玩真人CS。最后开复觉得既然老周盛情邀请，始终不去也说不过去。于是文质彬彬的开复和他刚刚开始创业的团队就接受了周鸿祎的邀请。结果自然不出意外，没有经验的创新工场团队被360的团队在真人CS中完全压倒。

这一天是中秋节。在玩完一场真人CS，到附近的农家院吃饭时，周鸿祎接到公司同事的报告说，腾讯开始直接向用户电脑安装QQ电脑管家。他当场给马化腾打了一个电话，两个人在电话里吵了起来。马化腾表示并不知道这件事情，而周鸿祎则认为这种策略必然得到了马化腾的首肯。一个多月之后，奇虎360在马化腾生日当天，推出了威胁到腾讯QQ商业模式和庞大用户基数的“扣扣保镖”。这就是后来证明对中国互联网产生了深远影响的“3Q大战”。

这场“战争”的亲历者透露说，在马化腾生日当天推出这款产品，这是事实，但并非有意为之。换句话说，这不是一次有预谋的袭击。“推出之前的晚上还在讨论要不要推出，最后半夜决定第二天上线。上线之后第二天下午，才从微博上得知那天是马化腾的生日。”

周鸿祎是军事爱好者，中国商人中另一个知名的军事爱好者是史玉柱。不同的是，号称自己“胆小如鼠”的史玉柱推崇的是林彪，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大谈林彪的战绩。相比之下，周鸿祎推崇的是粟裕。

他说：“中国几个将领里边，比较能打大仗的，其实就是一个林彪，一个粟裕。应该说这些将领都很了不起，很难说我在刻意学习谁。但如果谈到特点上，我觉得可能有点像粟裕吧。因为林彪是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林彪不太打险战，他很少险中求胜。他一般得要有十足的把握。然而粟裕，因为当初苏北解放军在新四军时期，在当地老是处在被围困的状态，所以经常就是险中求胜。所以粟裕打仗是有三四分的把握就会打，林彪没有六七分的把握是不打的。曾经有一个人说，林彪研究过粟裕的战例，研究完了之后就说：他跟我不一样。”虽然中国人老说，商场如战场，而“成功者”一般也都拥有一个庞大的自我，但周鸿祎倒是很清楚：“我觉得我们这点东西跟他们比起来还是不一样，所以拿他们来做比喻我觉得不是很恰当。”

“3Q大战”就是一场险战。在这场大战之前，除了与腾讯体量相当，并且在自己的领域亦拥有他人无法撼动的地位及优势的百度和阿里巴巴，没有人敢于想象，还有一家中国的互联网公司敢于挡在腾讯前进的路上，而不担心被这个巨无霸碾碎——当时在科技媒体圈流传的一个段子是，每一个风险投资人在听完创业者雄心勃勃的阐述之后，都会问一个问题：“如果腾讯开始做你怎么办？”直到后来，在复盘这场“战争”时，还有人问马化腾，为什么当初不索性再咬一咬牙，将360彻底干掉。目击者回忆，马化腾只是摇了摇头说，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周鸿祎说：“外界对我的误解，我自己解读，是把我想得太精明了吧，把我想得太工于心计了。有很多人觉得我走到这一步，每一步都是经过精准的策划和精妙的计算，连3Q大战都是我策划的。我要解释一下，我管得了我自己，哪管得了马化腾的行为和决策呢？”按照回忆，他当时只是想捅一下腾讯这个天花板，这个大胆的想法让第一次听到的同事心情沉重。

“外界也觉得我好像特别喜欢打仗，经常以打仗为目的，挑起各种纷争。我个人觉得这也是个误解。我不否认我喜欢挺身而出，也崇拜英雄，喜欢看各种战斗电影。但是，我并不是一个好战分子。”挑起了或者说参与了中国互联网界最知名的几场战争的周鸿祎说。

当时大家都认为在大战之后上市的奇虎360，因被资本市场认为是中国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腾讯的挑战者，而成为3Q大战的最大受益者。不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腾讯才是这场战争的最大受益者。3Q大战打醒了腾讯。“我成了《反脆弱》里的一个例子，我去挑战了，我给了他们一个刺激，这个刺激不足以消灭他们，反而是让他们产生了更强大的内部基因。”周鸿祎引用尼古拉斯·塔勒布的理论说。

这场“战争”改变了腾讯：“在3Q大战之前，其实腾讯已经进入了一种有点没落的暮气沉沉的状态。但是3Q大战刺激、激发了它内部的创新。其实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它慢慢走上官僚化之后，像张小龙这种创新，在内部可能就被扼杀掉了，包括马化腾也借机调整腾讯架构。它让腾讯重新有了危机感。

“3Q大战之前，我跟李学凌聊了聊，我俩就感慨说，我们所有的公司都会感到腾讯像一个死亡的阴影一样，徘徊在头上。那之后我给马化腾发短信，我说你何必一定要对大家赶尽杀绝呢？这会让所有人都成为你的敌人。你已经是伟大的企业家了，对我们这种人，还是留一点饭吃。我说你完全可以投资大家，你就变成革命领袖了，无论谁多牛气，都是您投资的。后来马化腾曾经拿我的短信说事儿，说是我找他要投资未遂，所以悍然发动3Q大战。

“我指给了他一个理念。但是没想到，马化腾真的实现了这个理念，真的到处去投资，投资京东，投资大众点评。当他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你发现他真的变得特别强大。马化腾做了很多改变。他愿意放弃很多业务，愿意更开放。通过投资而不是征战的方式，他把这个帝国做得更大了。他实现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帝国，也是更高层次的垄断。”

3Q大战之后，360再做搜索，同百度发生3B大战，以及做移动安全，同小米发生小3大战。在当时都是无数报道和口水横飞。360一度市值超过百亿美元，成为中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我们可以将周鸿祎和他的公司视作这些“战争”的获益者。不过，这些战争无一例外也都让它的对手变得更强。

“当时大家为什么认为百度最危险，因为百度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官僚机构。它的最大竞争对手被赶出去了，它没有对手，垄断了市场，没有再做创新的产品。你是否还记得李彦宏有一年在百度大会上，非常自满地告诉大家，做无线互联网，犹如雨夜开快车。但是我们做搜索，抢占百度的市场份额，反而惊醒了百度，它开始讲狼性文化。百度也获得了一种活力。

“百度跟腾讯获得活力之后，他们在投资上开始非常激进，包括他俩还梦想要抢电商，从某种角度来说，也刺激了马云。马云都准备退休了，我相信他是真心想要退休。马云当年就讲，我最多干到50岁，然后去教书。马云底下的团队培养得也不错。但是一个微信红包，一下子就把马云打醒了。虽然今天看微信也没有那么……但你不觉得马云也在变吗？马上就退休了，但还是回到公司备战，然后整个阿里动起来了。

“这不是我们有意造成的，但是我们无意中造成了这种结果。其实中国这几个巨头到今天他们也不见得很有安全感。马化腾也没有安全感。对吧？”

抛开周鸿祎的观点，还有一种分析说，马云应该感谢周鸿祎。因为周鸿祎以一己之力，吸引了腾讯和百度的注意，这让阿里巴巴可以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或者减少了来自另外两个巨头的压力。

此前互联网圈内曾有过三大三小之说，来形容中国互联网公司的一线阵营。三大毫无疑问是指百度、腾讯和阿里巴巴，三小则是京东、小米和360。姑且不论准确与否——市值在百亿美元之上的互联网公司还包括唯品会和网易，至少表明360一度被视为巨头替补。周鸿祎说：“我也曾自问，虽然我跟腾讯、百度发生过遭遇战，但想想这些战争都不是我主动挑起的，而是被迫。别人可能觉得我成长比较快，就引发了巨头来修理我，我进行了这种自卫。但是，大家就不自觉地把我跟巨头放在一个量级上看。”

问题来了，周鸿祎是否和很多雄心勃勃的互联网企业家一样，内心藏着一个巨头的梦想呢？

他马上否认了，“这是误解”。单凭战争并不能造就一个巨头，这些批评他的观点也是他的观点。唯一的不同是，周鸿祎自己并没有想要成为一个巨头。至少他在此刻是这么说的。他并不像他的朋友和对手雷军，后者之所以离开金山，之所以没有去做他已经非常成功的投资，而是选择重新开始创业，是因为他实在太想做一家有巨头般影响力的公司。周说：“我的梦想不是成为巨头，而是做出用户认可的产品。我现在越来越领悟到，做巨头，不是光说你的产品能力要好。就好像一个很会打仗的将军，未必能够当皇帝，对吧？一定是政治家能够当皇帝。所以你看在中国能做巨头的大企业家都是懂政治的——这个懂政治不是贬义。从根本上讲，我觉得同他们相比，我还是过于没有城府，还是过于简单直白的一个人。有很多人看我，就觉得我还是一个做产品的人。

“第二，做巨头是需要运气的。很多人成功是因为他在恰当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但未必是像他自己总结的那样，完全是一种非常主观的驱动。那么说的人都是成功学。但实际上都是不真实的，都是为了神化和美化自己才这么说。”

他老在内部开玩笑说，不要以为打了几场仗，就把自己当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了，“别一捧你，就以为自己会成为中国下一个巨头了”。

大与小

2014年12月初，一张马克·扎克伯格站在一旁、鲁炜坐在扎克伯格工位上开怀大笑的照片在社交网络上到处流传，扎克伯格的办公桌上还出现了习近平著作的英文版和小米的吉祥物米兔，而周鸿祎正站在鲁炜身后——他戏称自己是领导保镖和安全顾问。这一次，也是他第一次去参观苹果公司，尽管周鸿祎作为史蒂夫·乔布斯信徒的身份在科技媒体圈内已经尽人皆知。

周鸿祎一年至少要去两次硅谷，他会去参观一些创业公司。他也是中国互联网大亨中最热衷于谈论硅谷的人之一。“那边的氛围和这边还是不太一样。”周鸿祎说。

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我见过的很多已经被贴上成功标签的人，却总是在抱怨人们持有一种单向度的成王败寇的价值观；而那些在中国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又总是在谈论他们多么羡慕硅谷的创新氛围。这个环境中的胜利者对这个环境竟也是不满意的。周鸿祎正是如此。

“我们这边总是说要创新，但大多数的创新还都是商业模式的创新；硅谷那边是真正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那些匪夷所思的点子比较多。价值观也不一样。中国这边，大家自觉不自觉还是以上没上市、市值的高低来衡量。然后，中国互联网今天竞争的压力和快速性，我觉得比硅谷要激烈很多。在硅谷，还是有很多公司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在我们这边，感觉大家都被指挥棒指挥着，甚至BAT也都感觉很焦虑。”周鸿祎说。

这时候他已经忘记摄影和摄像带给他的不悦。在他的同事的安排之下，我们九个人的摄影摄像团队已经带着器材悄悄地离开了他的领地。他也忘记了牙疼，沉浸在自己的言语之中。即使不喜欢他的人，也不能否认，周是一个雄辩和好思考的人。如果不做一个互联网企业家的话，他一定可以做一个不错的老师，或者记者——在谈到同90后的交流时，他称自己同他们之间并无任何障碍。“要说起来有些特质——任性、情绪化、特立独行、口无遮拦，我好像跟90后差不多，就是比他们年龄老一点。”唯一让他遗憾的是，“90后比较讨厌说教，而我觉得我很擅长说教”。

随同他一起去美国的同事说，他在飞机上几乎不睡觉，都在看书。他的行李箱中满满当当塞着的全都是书和杂志。他也爱跟人分享。2014年他出版的图书《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就是根据他在各处跟人分享“互联网思维”的讲话稿整理出的结果。每次演讲之前他也从不准备，全都是临场发挥。状态好时就讲得好些；而状态不好时，他自己讲着讲着也觉得难受。

社交网络上流传的照片可以描绘出他们硅谷访问的路线图：鲁炜和扎克伯格、鲁炜和杰夫·贝佐斯、鲁炜和蒂姆·库克、鲁炜和埃瑞克·施密特……不过周鸿祎称自己倒是更乐意去看小公司，虽然没有人知道这些公司的创始人是谁，照片贴在社交网络上也不会带来什么转发和评论。红杉介绍了一些自己投资的公司给周鸿祎，“硅谷的活力在他们身上”——周鸿祎和他的360也曾是红杉投资的公司之一。在硅谷的杨致远和田溯宁也介绍了一些自己投资的创业公司给周鸿祎。“匪夷所思”，周鸿祎用这个词来形容他们投资的一些项目。但是，“这才代表了硅谷的文化和精神”。

杨致远曾是他在雅虎时期的老板。正是杨致远推动了雅虎收购周鸿祎早年创立的公司3721(正像后来杨致远推动雅虎投资阿里巴巴40%股份)，并且使周鸿祎成为雅虎中国的CEO。当时，周被媒体称作是雅虎门口的野蛮人，这预示着他和这家公司之间的文化冲突。他在雅虎的经历并不愉快，当然，他也让雅虎不太愉快。这就带来了一个传播很广的流言：当周鸿祎离开雅虎时，杨致远亲自打电话给他认识的投资人，请他们不要投资周鸿祎。

这是真的吗？

周鸿祎马上否认。“应该不是，杨致远是一个很好的人。他是那种人……就是你真的做了对他有伤害的事情，他可能咬咬牙，就过去了。”

关于雅虎，周鸿祎说：“当年肯定有很多不愉快的东西。这种不愉快导致我最后离开。但是经过很多年后，你回过头再看，上帝给你安排的任何一段经历，都是一个体验。最重要的是，你在那里待了两年，学到了很多东西。我觉得我在雅虎至少还是开拓了眼界吧。比如在雅虎之前，我没有做过邮箱，没有做过门户，没有做过即时通讯，没有跟国际化的公司打过交道，尽管有很多不愉快的经历，但也让我更多了解美国公司是怎么想的，美国人的思维方式是怎样的。”

如果你仍然记得周鸿祎在此前对雅虎的评价，就能感受到他的变化。2010年接受采访时，周鸿祎曾谈到过雅虎，对于这家正在受到包括谷歌等后起巨头冲击的公司，他说：“今天我认为上帝已经惩罚了(雅虎)这家公司。”

现在他可能不会再认为雅虎的衰落是上帝的惩罚，因为他也在感受着“规模之痛”。

奇虎360现在拥有了一座共有17层的办公楼，也开始像人们津津乐道的硅谷科技公司一样，为它的员工提供餐饮、水果、健身房和娱乐设备。2011年3月30日上市之时，这家公司还只有不到1000人，现在则超过了6000人。“短短的三年里面，团队膨胀了好多倍，所以真的是很多员工我叫不出来他们名字，都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周感慨说。

速度是礼物，规模则是诅咒。团队的快速膨胀是这个时代高速增长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必须面对的管理挑战。刘强东面对着这个问题，王兴面对着这个问题，周鸿祎也面对同样的问题：“公司的文化在快速稀释掉，文化是需要积累和沉淀的。那么大家还有没有一个共同的说话和做事方式？还有一个问题，业务多了，部门多了，层次也多了之后，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条块分割、本位主义，部门协作会碰到问题，执行力也会碰到问题。一个想法你要落实，很多人会把一个简单的想法变得非常复杂，天天讨论来讨论去，或者各种流程走来走去，明明很简单一拍脑袋就可以做的一件事，却变得大家顾虑重重……”

“那你现在可以理解当年雅虎作为大公司的痛苦了吗？”我开玩笑问他。

周鸿祎非常可爱地迅速点了几下头：“理解理解。”

他面有痛苦之色，“当时我就觉得，很多事对我来说很简单。但把这个问题放到雅虎高层去考虑，他们就顾虑重重。当时我觉得杨致远应该支持我，现在回头去理解，他也很为难。那时候我觉得(杨致远)你怎么这么面呢？现在我就发现，公司大了之后，它真的像包袱一样。要想像乔布斯一样，不去顾虑很多东西，拿出刀来削掉它，还真的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有时候我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处理一些人事问题，我就发现，我也变得很优柔寡断。你要顾虑太多的东西。当做一个小公司时，你把一个人开掉就开掉了。但现在大家就会说，行业怎么想，别人怎么说，我们以后还招不招这样的人。我一听，有道理啊。所以就是顾虑太多。顾虑太多，你会少犯错误。但问题是，你慢慢的就不够尖锐，企业就会走向平庸吧。”

周鸿祎正在寻求解决之道。他一直以来的方法是努力保持公司的“小”。2013年年底360的一次架构调整，就被解读为是为了防止大公司病。调整的方向是结构扁平化和去夹层化，重要的业务线直接向周鸿祎和总裁齐向东汇报。在《周鸿祎自述：我的互联网方法论》中，他也提到360内部有一些项目是由他亲自来抓。

“我一直在探索，怎么把公司变得相对扁平，内部变成以产品为核心的小团队。”他说。

但是明显周鸿祎仍然不满：“我现在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人进来太快之后，如果人本身不够好，你让他独立去做产品，那么最后谁来对产品的质量把关呢？最后全靠我一个人或者少数高管，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开始用一种可能更革命的做法。以后我们会尽量把一些业务拆分出去，你必须把它推到市场上去，真正让它独立出去。”

这种独立甚至还意味着要离开360这幢临近798的办公大楼。“让它真的搬出去，自己找地方去，真的像一个创业公司一样。”

“你还别小看这个办公室环境，它对人的心理暗示非常强。你搬到这个楼里以后，就有点儿大公司范儿了，对吧？人也很多，办公室环境也还可以，它会不自觉地给人两个心理暗示：第一，这是个大公司；第二，他不觉得自己是公司的依靠了，他觉得自己可以依靠公司。”周鸿祎说。

产品

我们第一次见面之后第二天，360计划收购一家手机公司的新闻开始传出。周鸿祎也发了一条微博，说自己计划搬到南方去住，为这条传闻更增添了可信性。这倒并不让我意外。因为在前次谈话中间，聊到智能硬件时——周鸿祎将2014年称为360的智能硬件元年，我问他，360是不是就此打算放弃再做手机了？结果出人意料，周鸿祎直勾勾地看着我，很诚实地回答“没有”，他马上就要重新再做手机。这个回答让他在场的同事都觉得意外。大家都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

随后，12月16日，奇虎360宣布，向酷派投资4.0905亿美元现金成立一家合资公司。奇虎360会持有这家合资公司45%的股权。

周鸿祎对智能硬件始终充满热情，IOT(Internet Of Things)已经成为他每次演讲都会提到的词语。奇虎360在智能硬件上也做过了不少尝试。2014年，这家公司推出了360儿童卫士智能手表、360安全路由、360智能摄像机等一系列硬件产品。其中，360儿童手表在三个月里实现了50万的销量。360随身Wi-Fi累计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万，被称为“蹭网神器”。另外，360免费Wi-Fi软件应用在推出3个月之后，用户量已经过亿，热点数量过亿。

而智能硬件现在似乎已经成为红海。按照周鸿祎自己的说法：“硬件说起来似乎门槛比较低，现在说相声的都可以做手机了。”

但是，知易行难，“我们自己做硬件，开始也觉得很容易做。我们就冲进来了。实际上，这么讲吧，我们都把它想得太简单了。而且我也强调，现在已经不是卖硬件的生意，你卖出去之后使用体验才刚刚开始。摄像头装上去之后每天都在看，手表戴上了每天都在用。所以要把体验做好，要和软件结合。真的不容易！”

他号称自己的团队已经将市面上所有能买到的空气净化器都研究了一遍。“难道你要做空气净化器？”他马上否认：“我们不会去做。别人去做空气净化器了，我们才有机会做手机嘛。”

他自己也基本上将市面上能买到的手机都研究过一遍。第一次见面时，他手上拿了一部一加手机。因为他总用这部手机发微博，一加因此成为和360合作手机的最重要的绯闻对象之一。我很好奇，问他为什么不用苹果。他马上说，我也用啊。第二次见面，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将自己用的三部手机一部一部掏出来，放到面前的茶几上，一部一加，一部iPhone 6 Plus，一部华为荣耀，然后走到办公室隔壁的健身房去拍照。

“其实手机说起来我比较冤。”周鸿祎说，“当初小米出来之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可能除了雷军，我是唯一看破他的模式而且看好他的模式的人。但是当时我一念之差。可能有的时候我也缺了点浑不吝的精神。其实当时我自己如果坚持做手机也就做了。”

周鸿祎不但自己没有做，而且还信誓旦旦说自己不会做手机。他采用的方式是南下去找手机生产商合作，用他的话说，是“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说服传统手机厂商”，“说服他们就花了半年时间，因为他们对小米起初是很不屑的。说服之后，他们半信半疑地做，做的过程中，稍微遇到点困难他们就会质疑，就会退缩。而且他们的DNA确实和互联网思维不太一样。”

有一次周鸿祎碰到雷军，雷军也跟他说，小米做什么东西(硬件)都能自己控制，而360，“你在做互联网，做手机的事情你控制不了。两家公司，各怀鬼胎，你没办法跟我竞争”。360特供机的不成功，也证明了雷军的判断。如果用雷军自己的互联网七字诀“专注极致口碑快”来套用一下的话，360早期做手机，可以称得上是不专注、做不到极致、也不快，只是凭借周鸿祎的号召力，拥有一些口碑。

现在回过头看，周鸿祎认为，“方向看对了，方法是错的”。不过，他又称“最近又看到了新的机会，而如果手机有新的创新机会，做手机还是有机会的”。

在2014年平安夜的那封公开信里，周鸿祎小范围地回应了外界的质疑。他写道：“我们坚定不移地去做手机，正是因为未来的移动互联网的中心不一定是现在这样的手机。互联网飞速变化，快速迭代，创新在改变着人类生活和商业竞争。未来的移动互联网，它的中心可能是智能汽车，可能是智能手表，可能是你根本想不到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只是甘于做旁边者，只是作为布道者，那么我们永远不可能有创新，永远不可能抢占潮头。”

巧合的是，360宣布同酷派合资做手机这一天，恰好就是雷军的生日。而且，华为荣耀也在这一天发布了它的一款新机型。互联网圈的人开玩笑说，雷军生日当天和兄弟们一起喝酒聊天到很晚，但是一看360要去做手机，华为也发了新机型，于是第二天还是挣扎着起床接受记者群访。

3Q大战时，周鸿祎也是选择在马化腾生日那天发起袭击，上线扣扣保镖。而这一次，周鸿祎则说：“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不知道他那天过生日……我这个人记不住别人的生日。而且我们本来不想宣布的，能低调就低调。”

周鸿祎在中国商业世界以产品感好而知名，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第一产品经理。在360内部，周鸿祎发起的“老周授徒”，也是希望将他在产品上的心得传授给公司内部年轻的产品经理们。他自己说，他在产品方面的“灵感”，三分之一来自于自己的想法，三分之一来自于看别人的东西，“这个世界上聪明人很多，看别人的东西会得到很多启发，即便那个东西做得不完美”，另外三分之一来自用户反馈，“任何产品的创意都来自于用户的一个未被满足的需求”。

“李鸿章说，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做官，换一种说法，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莫过于做产品经理。因为做产品经理，我觉得就一个要求，你能够换位思考，从用户的角度去看很多产品。”周鸿祎说。但让这件简单的事情变得复杂的是，他发现，很多人如果只是一个用户，就会很容易对一个产品提出诸多不满的意见。但是，只要你宣布他变成了产品经理，他马上从一个对产品的不满者变成了产品的辩护者。

焦虑

从媒体上的报道来看，周鸿祎2014年下半年过得一点都不好。如果从股价上衡量，奇虎360的股价从最高时的120多美元掉到了今天的60美元左右。股价下跌让这家公司退出了市值百亿美元俱乐部。尽管360的市值仍然有70多亿美元，在已上市的互联网公司中，只有BAT三巨头、京东、唯品会和网易高于它，但这已经足以让它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毕竟，大家对周鸿祎和360的期待是中国互联网第二阵营的领军者。小米在2014年年末450亿美元的估值更是加深了人们对360成为“掉队者”的印象。

“我几乎从来不看股价。”对于这一点，周鸿祎自己的说法是，“所谓市值，只是一个公司的一个阶段而已。我能把安全做好，这个公司对社会有价值，大家离不开它，不是挺好的吗？为什么要按一个标准来要求所有公司呢？我现在对于外部的环境看得很清楚，我们应该按自己的节奏走，不能被对手打乱了节奏。媒体和行业怎么看，都是别人替你瞎操心。自己还是应该明白。”

收购搜狗未遂、特供机失败和快播被封，被普遍认为是周鸿祎这两年遇到的一些失意之事。事后来看，周鸿祎有自己的解释。“搜狗是我们叫停的收购，我们可以跟张朝阳谈，但没有办法让团队跟我们一条心，团队又是我认为最重要的。现在站在王小川的角度我也特别能理解。他就是希望独立，不被人控制。他的股份虽然少，但他希望公司可以在自己掌控中。最好多找几个股东，这几个股东可以相互制衡。如果当时我们不是提出要收购，而是投资，可能还比较好一点。”

360也曾经想收购俞永福的UC WEB，但最后也还是没有争过阿里巴巴。搜狗拿了腾讯的投资，UC最终被出售给阿里巴巴，这让周鸿祎意识到，“通过收购兼并，去买一个成熟的业务”，这条路不适合360走。至少有一个原因是，“巨头永远能比你出更高的价钱”。

开始做手机时，选择同不同手机厂商合作特供机，正如之前所说，周鸿祎也认为自己是猜中了开头，但是选择错了方法，去找了一堆半信半疑的合作伙伴。“其实就应该去买一家手机公司，或者投资一家。我就是当时没坚持下来。”

周鸿祎没有为市值和“老了”这些问题焦虑，但他也毫不讳言自己的确焦虑。在谈话过程中，他几次用“Growth Pain”和“痛苦蜕变”来描述自己过去一年的感受。

他的焦虑中有对产品的焦虑，“即使我有一个很看好的方向，有一个很好的主意，但是做了产品出来后，我都不是很满意。有的产品我自己公开讲不满意。我写了本书，在外面给人讲怎么追求极致，怎么从用户出发。结果我们自己都违背了我说的原则，一些产品做得很粗糙。”

他提到了乔布斯在1995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乔布斯在访谈中说：“我离开后，对苹果最具伤害性的一件事是斯卡利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认为只要有很棒的想法，事情就有了九成。你只要告诉其他人，这里有个好点子，他们就会回到办公室，让想法成真。问题是，好想法要变成好产品，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周鸿祎曾经应邀对这段采访做过点评。他的批注也被收录到他出版的书《我的互联网方法论》中。让他痛心疾首的是，“道理我都知道，但是我自己都在违背”。“如果你觉得这是个好想法，你就应该亲自去做，全力以赴地做。(再看时)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对了，我原来怎么就忽视了这句话呢？”周鸿祎感叹。

现在，周鸿祎还是希望通过4亿美元投资酷派，能够再次抓住当初失去的机会。

周在微博上说要搬到南方去住。我问他是否是认真的，还是只是个玩笑。周鸿祎的回答是：“你要真做手机，就要全力以赴去做……最重要的还是我和我的团队能挑出我们最精干的团队。我自己要亲自去。”

“在过去的一到两年时间里，我在想，也许我太贪心了。其实，一方面我不像外界说的那么贪婪，但另一方面，跟一个创业公司比，我还是试图去做了太多的事情。这就导致我们很多事情，压强原则不够。”他说，“我老是克制不住这种做新产品的冲动。”

然后是组织和管理上的焦虑。“过去我考虑问题很单纯，只考虑产品，只考虑事情怎么做，然后自己身先士卒。在2014年我意识到公司到了这个规模，很多让我焦虑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我过去其实不太琢磨人性，自己情商也不高。”他感觉到自己一贯使用的管理方法碰到了问题。过去他可以身先士卒，可以在管理团队时肆无忌惮，因为他相信乔布斯的说法，A级人才是不怕挑战的，你甚至可以不用考虑对方的自尊心。但是今天，“现实告诉你，很多人你骂他骂得狠只会把他给骂蔫了。还有的人你挑战太厉害了，他就恨上你了。真的。”

他像一个受到伤害的人那样一脸诚恳但也疑惑不解：“真的，人不是想象的那么单纯。我发现我碰到了所谓的瓶颈。过去我对事考虑得多，对人性考虑得非常少。我以为大家都应该跟我一样，所以我是用对自己的方式对他们。我对自己也很苛刻，也有很多挑战，我并不怕去承认我的错误。但很多人不是这样的，他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态度。”团队的规模让这件事情变得更加难以解决，“60人的时候你可以要求大家跟你一样，但6000人的时候，确实很多人想法跟你不一样，你也不能把他们都赶走。”

“我突然觉得，我跟马云是有差距的。如果比懂技术、懂产品，可能马云不如我。但是他可能更懂领导力，更懂人性。所以马云可以驾驭更大的事业。”周鸿祎说。

“2014年我在想，我要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继续做行业里的第一产品经理？还是说要改变我自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答案。”

他突然就陷入了这种严肃的思考当中。而且由于他的对自己困惑的彻底的坦诚，我甚至都很难给出合适的反应。

他接着说：“比如我最近在思考的问题，有两种领导做派，一种是强势型，领导很能干，什么事都有主意，底下人只要照办就行。还有一种是无为而治型，领导越弱，底下人就成长得越好。道理都对。然后我就在想，我应该走哪条路呢？真的，你不要笑。这对我是个挺大的问题！”

不过，在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一坐下来，还没有等我提问，周鸿祎就开始主动表达出对自己坦诚谈论困惑的“悔意”：“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在今天的商业社会里，说实话是不受待见的。我 最近看了一些采访，所有采访基本上都是吹牛，他通过将信息传递出去给大家信心，给团队信心；相反你要是去做一些总结和反思，外面的人就会揪住你不放，觉得你有问题。所以我在想，我们还是多谈一些正能量的东西。”

周鸿祎担心，自己的坦诚会被竞争对手利用。他称自己参加过一个会议，谈360做智能硬件的经历，又讲了讲360做特供机的故事，还举了路由器的例子，拿第一版360路由器做剖析，“应不应该做两个天线，到底应该做几个LAN口”。“我并不认为这是失败，比如说我一个产品没做好，但我知道我为什么没做好，我重新再做。”但是周鸿祎称，自己随后收获的是一大堆互联网上的负面报道。“什么360失败，360硬件战略失败，360路由器失败，周鸿祎宣布放弃什么东西……结果我的同事叫苦不迭：你在外面不替我们做广告就算了，还给我们泼冷水，弄得用户都来质疑，到底我们还做不做了。”

我问他：“那你是想改变风格吗？”

“就是我现在发现原来我挺鄙视企业家对外吹牛包装自己，把自己神化。但最近这个价值观受到了巨大的刺激。”

“你受了什么刺激？”

“我就觉得说，你看从企业家到创业者，大家出来都是意气风发，俨然每个人都是巨大的成功……其实中国互联网走到今天，每个人都犯了很多错误，走了很多弯路。如果闭口不谈这些，只是吹牛，我认为不是真实的历史……我比较痛恨说假话，痛恨吹牛，这是我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则。就像你刚才问我，有什么坚持不变的原则——我一直坚持做人要诚实，包括坦然面对自己的问题，包括鼓励做企业要复盘。”

“图腾”

在我们最后一次采访结束之前，或者说在他下午的日程必须开始之前，他看着面前打印出的采访提纲，回答了每一个问题，包括那些我没打算问他的。

他仍然没有把时差倒过来。因为在我们两次见面之间，他又出了一次国。

他有些记不清楚自己去年读过的印象最深刻的书是什么了。不过他倒是很认真地列举出一些电影的名字。而且，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也在不断地抛出新的电影的名字，从《拯救大兵瑞恩》、《僵尸世界大战》到最近的《超验骇客》和《狂怒》——每次当我表示没看过他提到的一部电影时，他都会问我：“你是不是不爱看电影啊？”

他主动回答了自己上一次流泪是什么时候，讲到了对自己两个孩子的期待，他提到自己每天要睡八个小时的时候，我心里长出了一口气。

尽管他认为能够让人们随时随地接入互联网是个伟大的成就，但他也有些担忧它的负面影响：人们无时无刻都在盯着手机。

当我问他是否会跟其他互联网企业家谈及他的担心时，他的反应是：“我自己就是做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的，我说这个人家会不会说我矫情？再说了，跟一帮做互联网的人谈时间都被互联网占据的危害性，是不是有点像一群卖白粉的坐下来开会讨论毒品的危害性？”

不过，所有这些都没有谈及悬挂在他办公桌后的切·格瓦拉画像那么让人意外。

为什么这幅画像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这里本来挂着另一幅画——一幅小马画像。“我就跟装修办公室的同事说，我墙上挂着Pony的画像这不太好吧？于是他们就换了一幅切·格瓦拉。”(Pony是腾讯CEO马化腾的英文名，也就是 小马。很多互联网记者都喜欢称马化腾为小马哥。)

“就是这么简单？它对你没什么特殊的含义？”

“就是这么简单。”

然后，他开始谈论历史上的切·格瓦拉，谈论切并不是一个毫无缺陷的英雄。

做手机是为了在操作系统的层面，把安全体验做到极致

其实手机说起来我比较冤。当初小米出来之后，所有人都不看好他，可能除了雷军，我是唯一看破他模式的人，而且最看好他的模式。但是当时我一念之差。

当时可能有点少了这种浑不吝的精神，其实自己如果坚持做手机也就做了。

当时我就没有下决心自己做，非要想找传统手机厂商合作，所以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去说服传统手机厂商。但说服他们就花了半年，因为他们最早对小米是很不屑的。被说服之后，他们半信半疑地做，做的过程当中，稍微遇到点困难他们就会置疑、退缩。而且他们DNA确实和互联网思维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做得很费力，后来包括华为中间都半途而废了。华为是过了一年之后才意识到这是应该做的，才重新把它捡起来，重新做。

雷军也跟我说过，他说我做什么东西自己都能控制，你呢？你在做互联网，但是手机的事你控制不了。你是两家公司，各怀鬼胎，它不是真正的一体，所以你是没有办法跟我竞争的。后来我觉得他说的是对的。

所以我们最早做手机这个方向看对了，但是方法是错的。我最近又看到了新的机会，我觉得手机如果有新的创新，还是有机会的。

我用三部手机——想做手机了，我就在轮着用不同的手机。给你看，我的华为手机，Mate7，还有一些其他的——魅族的、酷派的。

做特供机的时候，可能第一是跟合作伙伴的关系，因为没有资本的联系，所以不够紧密，像是一种营销伙伴。这样的话，在软硬件上，没有办法真正软硬一体，给用户创造最好的体验。

第二，原来我们跟十几家甚至几十家深圳的厂商都有合作。当时就觉得说，我要做一个平台，谁的手机只要做得不错，他都能够在这个平台展现。事实证明，你做十几款手机，不如做一两个精品。所以这次我们在中华酷联这些大的厂商里，选一家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

当然我们要有相当的股份，因为毕竟手机是核心业务，我们想建立投资和入股的关系。通过这种资本的关系，我觉得大家能够比较一致，共同做一部好手机出来。

实际上我们真正做手机的想法，我觉得最重要的，本质还是安全，因为本身我还是立志要做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安全公司。

长期以来，我们对安全的理解都在操作系统这个层面，实际上必须要对安全有很深入的理解，跟操作系统有很紧密的合作，才能做出很好的安全产品。现在这几年我们也感觉到安卓手机越来越被碎片化了。现在安卓系统上安全体验做得并不好，反过来很多手机厂商好像也都在模仿我们做安全，但他们不是专业的安全厂商，所以做安全经常是表面上可能跟我们界面很像，但其实在真正的功能、对安全真正的理解上，我觉得还是有相当的差距的。

我们觉得如果不能真正地通过跟手机厂商结合，创造一个最好的安全体验，将来手机的安全迟早还是会出大问题的。所以我们做手机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还是要找到一两家能够跟我们紧密合作的手机厂商，这样让我们在操作系统层面能够更好地把安全的体验做到极致。

做特供机的教训

BAT做手机也是将信将疑。我觉得这里边最遗憾的，还是特供机这件事情。猜到了一个开头，就是看到小米的模式，你看到了方向，但是可能当时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就是选择去找了一堆半信半疑的合作伙伴，大家很松散地做。其实你就应该去买一家手机公司，或者投资一家手机公司。我就是没有坚持下来。

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说，当时我们的模式是跟很多手机厂商合作，当时也把话说得特别满，说我们自己不做手机，就是跟厂商合作。所以这样的话，就先把自己做事的方式给框住了。第二个，当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我们不够聚焦。因为我们有这么多用户，面临很多可能性，比如说做搜索、游戏，实际上也有很多其他业务。每一个公司的管理带宽和资源总是有限的，对吧？

我跟雷军也聊过这个问题，雷军说得很有道理。他说你要是想做手机，想想你能不能全力以赴，能不能来领军，你要是能亲自带队，咱们可能还有得一打。他说你总不能弄个部门，弄个总监就觉得能跟我打吧。他还说你公司虽然人多，但你在手机上能放多少人？放100人？500人？我有几千人在做这件事情。

他说得有道理，有时候你看到了一个机会，但是如果你不能够有这种All In的思路，全盘压上，你不能去赌，不能亲自去做，而只是说弄一个部门，(把它当作)众多业务中的一个，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太可能能做成的。

所以为什么我有时候讲很多大公司看上去四面出击——实际上BAT也有这样的情况，做了很多业务，但是有时候大公司的一个部，往往干不过外面一个独立的公司。因为部门只是众多业务之一，别人那 个公司是核心命脉，这两个问题就不一样。第二，大公司虽然资源多，但他分了不同部门，部门之间有很多壁垒，有很多扯皮，有很多掣肘。小公司，只要CEO决定了，整个想法和资源可以非常地统一。

还有，每个企业的领军人物其实还是非常有限的。你希望把业务做起来，领军人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比如说，如果我有十个业务，每个业务可能我一周只能看一次，甚至一个月才能跟他们开一次会；但如果你是一个小的创业公司，你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每周七天都在琢磨这个事。我后来发现，再聪明的人、再天才的人，天天琢磨一件事，和你几天才琢磨一件事，这个思考的深度是完全 不一样的。所以如果要做手机，为什么我说我要去南方，你要真做手机，就要全力以赴地去做。

做手机才刚刚开始。我们选择了合作伙伴，签了一个意向，我们也承诺了要投入巨大资金。这些都是外部因素，实际上这也是在告诉自己，告诉我们的团队说，我们要做这件事情，要全力以赴。实际上，最重要的还是我和我的团队能挑出我们最精干的人，挑出我们最精干的团队。我自己要亲自去做这件事情。

“我宁愿选择不说，选择去做”

今年我们的股价一直不是特别好，我们跟资本市场的沟通也特别少，我也不太愿意去跟他们沟通。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发现，原来我犯了一个错误，就是话说得太多……你看我在财报会上，有时候会说得太多，别人的采访说的都是外交辞令，我做不到。你要问我什么问题，我可能就会很认真地把我思考后的想法跟大家说一下。但说得越多，竞争对手研究我就研究得越多。

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基本上我们在某些领域成了竞争对手的一个灯塔。真的。你看我现在做的事情他们基本上全都在跟进。所以我现在干脆说，我也不说了，也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在想什么、干什么。我觉得资本市场或者媒体、行业不知道你在干什么，暂时可能会有一些误解，但是最重要的不在于说，在于做出业绩。

这是两种不同风格，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投资了一个视频网站，甚至只是在公开市场买了一点优酷的股票，这你也可以做到，然后就开始宣布自己的媒体格局。现在这种风格就是在媒体上很吃香。宣布一下，我未来花十亿美金，怎么样怎么样。

那天王长田跟我商量，我说这有啥难的，咱俩宣布说，未来三年我们俩将投入100亿人民币。100亿够不够？不够我们就说200亿。没有人来给你算账。然后宣布我们将扶植影视行业。王长田听了就挺开心的。

我跟他说，这种话咱能不能不说？他问为什么。我说这种话好像是挺豪气冲天的，但是这东西挺浮夸的。

我们俩是实打实地去想，已经谈了一年多了，我们商量在视频上做一些创新的东西，他有很多版权内容，我们有用户。我们想做一个跟优酷不一样的东西。

后来我就说服他，可能最后本来我们要开一个盛大的发布会，后来发布会都不开了。我就说，我们把产品放这里，低调一点，让用户能感觉到好，这是最重要的。

否则在行业里，你不觉得我们看到太多发布会了吗？几个大佬出面，号称要干什么，一般都是这规律。几个大佬身家多少钱，单位都是以十亿、百亿来计的，然后再弄一堆财经记者来发点文章，吹捧一下，然后谁谁谁就变成了迪斯尼。但是过几年之后你会发现这种事就没有着落了，是吧？

我宁愿选择不说，选择去做。

酷派他们心里也想清楚了，就是你必须走出互联网这一步，你不走一定是等死。走了可能是冒险，但是我觉得找死比等死好，因为在找死的过程中，可能没准自己还变得强壮了，找到一条路走出去，就不死了。你等死，坐在那束手待毙，可能就越来越虚弱。

所以我对这些东西没有那么在意。还是那句话，你天天要在意那些事情，那不是天天精神压力都很大？

“我对产品的兴趣，会大于对商业的兴趣”

外在的东西对我压力不大。其实这些东西，远远超出我的预期了。我做公司不是以财务目标来衡量的，当然我也很羡慕那些人，说谁的公司要做到多少多少，都那么意气风发，但这确实不是我的价值观。

原来我就为一个事焦虑，就是我能不能做出好的产品。我从来不会因为谁的市值多少、谁排在中国首富而让我产生自卑感。他就是首富，他干了流氓事，我照样骂他，对吧？

很多人可能会很崇拜，我没这感觉。但相反谁做了一个好产品，这个产品确实改变了人们生活——这是我的梦想，比如说张小龙做了个微信。我跟张小龙认识这么多年，我们年龄也比较接近，你要说羡慕嫉妒恨，我也很羡慕。这个可能会让我焦虑，可能会给我压力。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我对产品的兴趣，会大于对商业的兴趣。这个没办法。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很多人装乔布斯，我恰恰觉得他们不是乔布斯。他们都是商业里的精英人物，都精明得要死，一个个都特别懂商业。

其实要真的说起来，什么叫极客精神？极客精神就是它有时候会忽视商业的东西，更多的是关注技术、产品。你看我们小孩做的手机上这样一个智键，一按打开手电。这种小东西你可能会觉得不以为然。再比如全世界最小的路由器，随身Wi-Fi，插在电脑上，就把电脑变成免费的AP了。包括比如说我们做的儿童手表，都是小东西。

我一直觉得说，这些小东西把它做到极致，做到很多人都去用，它就有可能是一个很好玩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可能会对这些东西保持兴趣。

我在公司内部有时候会发脾气，但我从来不会因为股价发脾气。其实我也不太去看股价，你要问我股价多少，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用撒这个谎。因为看了也没用。我真的发脾气就是一个事，就是产品做不好、细节做得不够，我对细节比较在意。

我性格中可能还有一个特点，你可以说我比较倔强。现在说有钱就是任性，其实没钱我都很任性。我一直认为人活着最大的自由，就是你能去做你想做的事。这就是任性。那我为什么非要有钱才能去任性呢？

手机这件事，我们总结了特供机的经验，现在我们认为，做手机还有机会，因为手机市场真的还是很大。电脑你可能几年一换，买个笔记本至少用两三年，但手机没准半年甚至一年就会换掉一部。而且随着技术的发展，手机越来越跟人紧密结合。今天手机是这样的，未来可能会变成显示屏跟输入分开，比如输入会在手表上，显示屏会在眼镜上，谁知道呢？

手机还有很多创新的机会，所以我重新杀回手机。你可以说我就是倔强任性，我就是不服气，就不服输。但是即使我做这些东西，支持我的理念依然不是我做手机准备赚多少钱，我做手机准备不挣钱。我做手表目前也是不挣钱的，对吧？我确实觉得第一步还是要给用户创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