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8日上午，第三届中国新闻法治建设学术峰会在北京举行。峰会以“新闻法治·社会责任”为主题，由中国行为法学会新闻监督研究中心、法治周末报社、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等单位联合举办。

　　会上，峰会组委会与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网络谣言2014年度风险评估与2015年度防治报告》。报告指出，2014年，网络谣言已经成为社会高危风险之一，对其的全面防治应该成为常态。

　　该报告的发布者，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介绍：这个研究报告选取了从2014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期间，在互联网、移动终端客户端流传的124个谣言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通过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分别对网络谣言的特点、产生的社会原因和背景，及谣言防治三方面内容进行了分析呈现。

　　研究发现，2014年度网络谣言有渗透深、主体多、手法全、危害大的特点。

　　报告中，网络谣言主要被分为四大种类，在124件典型案例中所占得比例稍有不同，其中，时政类谣言最多，占28%；生活类谣言其次，占26%；经济类谣言占24%；人物类谣言占22%。

　　去年的3·1云南昆明火车站暴力恐怖案件发生后，大量类似于“云南红河州多地抓获恐怖分子”“昆明长水机场抓两个新疆人，称有人出一亿元让他们暴乱”等谣言在互联网盛行。时政类的谣言涉及的主要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社会公共事务以及有关社会突发事件的时政类话题。权威信息的缺位，给这类谣言的出现和流传留下了信息空间。而此类谣言的流传，也会极大地损害信息权威，甚至引发社会恐慌，威胁社会秩序。

　　除了时政类谣言之外，最常出现的就是生活类谣言。在这里生活类谣言中有“爱心捐助”性质的，也有“科学普及”性质的，像“羊年不宜生宝宝”“木耳猪血能清肺”等，都属于生活类的谣言。这类谣言的盛行，严重威胁着信奉者的身体健康，更有甚者，威胁到生命财产安全。

　　此外，为了谋求经济利益而发布的经济类谣言，针对公众人物的人物类谣言也时有出现。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多次被传言死亡。报告指出，人物类的谣言，由于维权难、辟谣难，往往对个人形象造成持久而难以挽回的危害。

　　根据能查证的造谣者的案例，造谣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包括个人(39%)、企事业单位(32%)、某些官员(29%)三方。造谣的原因主要有规避危害(42%)、谋取利益(37%)、推卸责任(21%)三种。以上多元化的特征，都使得网络谣言的治理变的更加困难。

　　2014年11月，有网贴称“香格里拉地区政府为开发旅游项目，强拆山区百姓民房，未来得及逃出的儿童被房屋压死”，并配发两名死亡儿童照片。这一消息引起部分网民转载和评论。

　　经云南迪庆州委宣传部、州公安局核实，迪庆州香格里拉县没有发生此事，网帖所配图片系外地一次地震中遇难儿童的照片。此类张冠李戴的造谣手法也很常见。

　　报告分析2014年网络谣言典型案例库发现，目前造谣手法也呈现多样化特征，其中杜撰细节类占典型案例的27%，张冠李戴类占25%，旧闻新炒类占21%，夸大细节类占15%，完全虚构谣言内容类占12%。

　　与此同时，网络谣言也对社会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社会信任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轻则谋财，中则害命，重则失范。

　　在唐钧看来，从风险评估的角度，网络谣言是在社会土壤上开出来的小花，无论它好看、难看，美丽还是丑陋，也都基于社会深层次的原因。法治周末记者专访了报告的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钧。

　　网络谣言是较典型的社会风险

　　法治周末：此报告发布的背景是什么？是什么让您关注到这个话题？

　　唐钧：近年来，我持续在做“形象危机应对研究”的蓝皮书，做关于社会风险状况的研究，我们每年也都会总结“风险地图”。在这些年资料的积累中，我们发现谣言的风险存在于各行业，存在于社会秩序、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的各个方面，甚至也与百姓的公民素养息息相关。

　　基于此，我们研究发现，网络谣言是比较典型的社会风险之一。于是，在想做好风险管理和风险防治的基础上，我们就有了这个基于社会风险方面的网络谣言的专项研究。

　　发布这个报告，一方面是在总结产生风险的负面清单，希望能提醒大家不要重犯错误；另一方面，我近期也出版了一本新书《政府风险管理——风险社会中的应急管理升级与社会治理转型》，希望能倡导政府及社会各界一起努力，做体系化的风险防治，把可能诱发危机的因素处理好。

　　法治周末：这份报告中是如何界定网络谣言的？

　　唐钧：网络谣言是在网络上生成或发布并传播的，没有事实根据或捏造的虚假信息。与传统谣言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都属于经证实的“虚假”信息，只是传播的媒介转向了网络平台。

　　法治周末：根据您的调查分析，网络谣言在2014年社会风险状况中有突出特色吗？

　　唐钧：网络谣言的分析我们积累了很多，到现在，我们认为目前网络谣言的问题已经比较严重了。

　　以前网络谣言的问题没这么突出，也没有现在这么集群化。现在是井喷式的谣言状况，当然，每天的辟谣也会有好多例。这些谣言也反映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和焦虑感。

　　另外，根据我们的研究分析，网络谣言现象已经不仅仅涉及表层的谣言，还涉及很多深层的社会问题，是由表及里的。

　　网络谣言是基于社会的土壤，展现出来的直观的状况。它是一个很好的窗口，具有很强的展示效果，是社会风险比较典型的显性表现。

　　法治周末：作这个报告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唐钧：最关键的是，我们希望大家现在有风险管理的意识，要事先做好风险评估。每个部门要落实风险责任，动员起整个社会开始做风险应对和风险防治的运营。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把网络谣言作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风险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一个社会现象、一个简单的违法事件来看待。

　　如果把网络谣言当成社会风险来看待，他就有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和社会背景。所以，我们要由内而外地治理网络谣言，内部要优化社会治理，优化制度，外部才能把网络谣言应对好。据我了解，这样的思路，目前应该是第一次提出来。

　　2014年网络谣言有涨有落

　　法治周末：您认为，这份报告有哪些亮点？

　　唐钧：第一，我们把网络谣言的风险界定为高危等级，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风险，需要引起各方足够的重视。另外，我们分析总结了谣言的类型繁杂，造谣炮制的主体多、原因多、手法多的三个特点，以及谣言危害的三个等级。

　　第二，报告从社会层面，分析了谣言的社会背景和社会动因。之前，可能很少有人做过这个事情。谣言产生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权威信息缺位。客观地讲，有些谣言是善意的，有些是恶意的。

　　第三，报告提出，网络谣言治理要标本兼治，要加强社会的系统风险防治。

　　法治周末：根据您的调查，2014年网络谣言的趋势是怎样的？

　　唐钧：没有明显的月度规律。

　　总的来说是有涨有落。这是因为相关部门在不断地打击网络谣言的违法犯罪，进行网络整治，规范社会秩序，有清网行动，也有对“秦火火”“立二拆四”网络造谣案的公开审理。

　　之所以有涨，也是因为网络谣言有其社会原因和社会背景，治理网络谣言，还是需要触及其根深蒂固的社会原因。

　　法治周末：网络谣言的产生有怎样的社会原因？

　　唐钧：网络谣言生成与传播，是权威信息缺位、社会动因复杂、社会沉疴未除三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导致的。

　　具体来说，大数据时代的权威信息缺位，即权威信息不完整和不及时，为谣言的产生留出空间。例如，断头、断尾新闻就有很高的谣言风险。而且，有很多走司法程序的案件，凡是没有进入二审、终审的，都会有被造谣的风险。

　　政府部门什么都不说，只说正在调查中，请大家等待。没造谣，但是不作为，这样就给谣言的产生制造了空间。于是，老百姓会猜测，这样一猜，谣言就产生了。

　　复杂的社会心态与需求是网络谣言的动因，为网络谣言提供肥沃的社会土壤，这是网络谣言兴起、传播乃至肆虐的重要原因。比如，有的是为了牟利而造谣传谣，像秦火火和立二拆四。还有的是基于不安全感，基于关心和善良的需求，基于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产生网络谣言的动因有很多。

　　网络谣言需要系统治理

　　法治周末：从风险治理的角度，对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您的建议是什么？

　　唐钧：我认为想要整治网络谣言，除了要重拳出击打击造谣传谣，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保证权威信息的及时、充分的发布之外，至关重要的还要全面做好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社会服务、社会保障的系统工程，需要四位一体，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民参与的共同发力。

　　比如，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就涉及两个事情，第一，不能讲“官谣”，第二要不断的强化党和政府部门的公信力，要从源头上及时发布足够量的权威信息，这样谣言就没有生存的空间了。

　　另外，做好了社会的公共服务、公共安全和社会保障，百姓就没必要造谣。

　　简单来说，就是标本兼治，如果只是要立法，建立一个制度，打击一些违法犯罪现象，这个很重要，但这可能还是治标，治本还是需要社会的系统治理。

　　法治周末：如不对网络谣言进行系统化的治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唐钧：网络谣言就像是长在脸上的青春痘。不系统治理，而只是纯粹的用法律手段、行政拘留手段处理，只是处理表面上的青春痘，但是青春痘产生的根本原因是上火和内分泌失调。所以，不系统治理就无法从根本上整治网络谣言。

　　我们以前总说“谣言止于智”，事实上，这话有局限。因为在中国转型期的背景下，谣言是需要风险防治的，要提前把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系统化的治理，这样才能把谣言的事情处理好。

　　法治周末：具体来说，要怎样推动系统治理？

　　唐钧：系统治理就是系统的风险治理，就是社会各界全员参与，系统地做好社会的风险治理。

　　具体说，就是采取节点推动的办法。比如，公安机关处理性质严重的网络造谣，网管和网信办处理一些表面上的。涉及到专业行业的，各自处理。比如民航要处理“诈弹”的事情。

　　其实，每个系统都已经在进行谣言的防治了。谣言防治已经到了不得不做的程度。恶性的网络谣言，导致恶性的人身伤害或者财务损害的，是一定要去处理的。

　　法治周末：现在网络谣言的治理情况如何？

　　唐钧：虽然现在还是有谣言会不断冒出来，但同时，恶性的谣言也会很快被打下去。当然，一些生活类的，不以危害他人为目的的谣言还存在着，包括一些根据断尾新闻产生的“猜结局”也还存在着。

　　目前，治理网络谣言的态势很好，包括我们社会治理的现状，都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我们在进行清网行动，规范网络秩序，在提高公共安全的等级，也在全面强化公共服务。目前进行的社会治理工作，都有利于网络谣言的治理。

　　法治周末：报告中，某些政府部门也是谣言产生的来源之一，占所有网络谣言典型案例的29%。您对这一部分的治理有什么建议？

　　唐钧：从新闻媒体角度来看，2014年12月22日，深圳市交通委负责人明确表态，深圳不会学习北上广，采取限牌或者单双号限行措施。“如果深圳出台这样的政策，一定会广泛听取意见，绝对不会搞突然袭击。”

　　但是，深圳市交通委于2014年12月29日举行新闻发布会，突然发布《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实行小汽车增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抛出“限购令”，同时公布“限外”方案。这种前后不一，会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同时，造成其他城市关于“限购”的恐慌，谣言有了产生的空间。

　　我认为，政府不要自己去发布不确定的信息，这样会严重伤害公信力，会严重恶化社会环境，可能会导致以后大家不相信政府说的话。这个危害很可怕。

　　第二，也是最高标准，政府要全面做好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社会保障和社会秩序。把这些事情都做好了，你出来辟谣维持秩序，就会很容易，也就是把谣言空间挤走。

　　我们报告上写了，一方面，要及时且最大化地提供官方信息，另一方面，去打击造谣者，最根本的办法，是要系统地做好社会风险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