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岁末，许多用户反映，最近手机收到的垃圾短信更多了，有商家年终促销广告，也有诈骗钓鱼类信息。多年以来，垃圾短信难以根除，已经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运营商、互联网公司、用户等联动治理。而治理垃圾信息要想形成合力，必须立法、执法并举，明确监管的主体责任，改变“九龙治水”的状况。

　　年关将至，又一波垃圾短信攻势来袭

　　“我是房东，手机换号了，房租打到这个卡上”、“单注100万公司资金雄厚，博彩注册资金100亿，网上免费注册开户”、“多重惊喜仅限5天，22大专柜4免1”……手机已成为现代生活不可或缺的通信工具，但随之而来的商业广告类、诈骗钓鱼类等垃圾短信却让人烦不胜烦。

　　去年下半年以来，由于相关部门、运营商等加大治理力度，以及用户自身防范意识增强，垃圾短信的生存空间大大萎缩。根据360互联网安全中心最新发布的《2014年第三季度中国手机安全状况》显示，不论是从垃圾短信的拦截量还是举报量来看，去年三季度的数据较二季度都有下降，分别环比下降41.5%与20.1%。

　　但眼下年关将至，垃圾短信又显现出愈加猖獗的势头。近期，基于苹果iMessage发送的新型垃圾短信泛滥，内容包括澳门博彩、代发开票、限量香奈儿秒杀等，给用户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据了解，由于只需要四行代码，使用苹果脚本，就可以让Mac设备将信息发送给任何使用苹果设备的人；再加上苹果对于安卓系统上常见的“拦截垃圾短信”APP禁用，无法一键式拦截垃圾短信，导致iMessage成为垃圾短信泛滥的温床。数据显示，借道iMessage系统的垃圾信息已经占到移动垃圾信息总数的30%以上。

　　由此，垃圾短信治理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再次引发公众的广泛关注。手机从黑白屏到彩屏，从非智能到智能，垃圾短信一直存在，成了久治不愈的顽疾。

　　犯罪成本低致垃圾短信屡禁不止

　　要彻底清除垃圾短信，现实难度很大。无利不起早，在垃圾短信泛滥的背后是一条很长的黑色利益链。以目前国内垃圾短信的重要来源之一“伪基站”来说，不法分子利用“伪基站”设备可以屏蔽正常运营商的基站信号，随意修改信息来源号码，发送信息给覆盖面积内的用户。尽管我国明令禁止私自生产和贩卖基站专用设备，但为了规避法律责任，降低风险，不法分子分批多环节加工“伪基站”，并通过网络进行贩卖。

　　为斩断黑色利益链、打击垃圾短信，电信运营商、相关政府部门等一直以来都在不断努力，但成效甚微。

　　从政府管理角度来说，目前对于垃圾短信，通信管理、工商、公安等部门都有查处之责，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多家管往往意味着没人管，这些部门间缺乏一套执法的沟通和协作机制，导致没能形成打击的合力，出现“九龙治水”的尴尬局面。此外，在立法上，目前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传播和发布垃圾短信进行处罚额度的法规，犯罪成本低，这也是垃圾短信泛滥且屡禁不止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运营商方面，主要根据关键词、发送数量和频次等手段对垃圾短信进行拦截，但垃圾短信群发方会根据拦截策略不断进行内容调整，逃避拦截。并且，我国明确规定“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因此运营商对个人短信息进行检查、监控和拦截的法律依据不足。无权审查短信内容再加上拦截技术本身的局限性，导致了拦截效率低下、误拦率高，无法有效防止垃圾短信。

　　治理垃圾短信需用重典

　　治理垃圾信息要想改变“九龙治水”的状况，形成合力，必须立法、执法并举，明确监管的主体责任。

　　信息泄露是垃圾短信泛滥的源头，因此根除垃圾短信，立法保护个人信息是前提。综观那些垃圾短信治理得比较好的国家，无一不是先对个人信息有了严密的法律保护。但当前，我国法律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还不完善。信息社会，侵害个人信息安全就是违法犯罪，这一社会共识应该尽快转化成实实在在的专门法律。

　　在此基础上，要全方位治理垃圾短信和惩治发送者，需通过立法明确法律责任和执法主体。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秘书长胡钢认为，当前针对垃圾短信的法律法规很不完善，除利用短信进行欺骗、敲诈、推销违禁品等明显违法犯罪由公安部门介入外，对垃圾短信的界定、处罚、法律责任都存在法律空白，对此，国家应明确主要责任单位，就网络垃圾信息管理进行专项立法。

　　立法的意义还在于大大提高违法成本。一来是通过规定详细处罚额度，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力度；二来是畅通用户的维权渠道，让垃圾短信发送者付出沉重代价。根据《无线电管理条例》，类似使用“伪基站”干扰通信的行为，可没收当事人设备并处罚款，最高不超过5000元，而这5000元可能连一个“伪基站”一天的收入都不到。虽然“伪基站”使用者若拒不改正可移送公安机关，但如果不涉诈骗犯罪，公安机关往往只是处以治安拘留而已。试问如果违法发送垃圾短信者需要付出巨额代价，他们还敢为所欲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