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泄露的文档够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42年，因此，在我们的有生之年，任何时候在任何媒体上看到关于斯诺登的报道，都不要感到厌烦，因为，总是有一些蛛丝马迹的“Untold Story”在那里，可能会影响国家、企业，甚至你我的命运。以下是《连线》杂志近日对斯诺登做的一次深度专访（摄影写真集），标题为：“斯诺登，未讲完的故事”，由译志编译，由于被墙的原因，我们全文转载如下：

　　信息到达了我「干净的机器」上，一台 MacBook Air 只加载了一个复杂的加密包。我的联系人说，「计划有变。下午1点待在 XX 酒店的大厅里。带本书，等着 ES 找你。」ES 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世界头号通缉犯。在近9个月内，我试图对他进行一次采访——为此去了两次柏林和里约热内卢，还去了好几次纽约，为了和他的少数几个亲密朋友谈谈，因为他们可以安排一次会面。此外，我想问一个炙手可热的问题：是什么驱使斯诺登泄露了成千上万份机密文件，披露了大范围的政府国内监控项目？五月份，我收到了一封邮件，来自斯诺登的律师——本·维茨纳(Ben Wizner)，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的代理人，他确认斯诺登会在莫斯科会见我，并让我出去逛逛，和他在几周内聊聊那三天整的打算。这是非常时刻，自从2013年6月斯诺登抵达莫斯科，任何记者都被允许和他待在一起。但是会面的更精确细节仍然保密。我抵达莫斯科，不是很清楚我和斯诺登在何时何地会面。现在，细节得以披露。

　　我正待在大都会酒店，它是一座古怪沙色的、革命前新艺术的明证。其建造于沙皇尼古拉斯二世时期，随后，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它成为了苏联人的房子。饭馆中，列宁向穿着厚重军大衣和基尔扎长筒靴的支持者们作慷慨激昂的演讲。如今在酒店外，他的雕像装饰着一个大匾牌，恰如其分地背靠着紧邻街区新俄罗斯的符号——宾利和法拉利的专卖店，哈利·温斯顿和萧邦这样奢侈的珠宝商。

　　作为调查记者，在我的30年中，曾经有几次待在大都会酒店。20年前我待在这采访维克多？切尔卡辛(Victor Cherkashin)，他是克格勃高级官员，曾监视过美国间谍，例如奥德里奇·艾姆斯(Aldrich Ames)和罗伯特·汉森(Robert Hanssen)。在1995年俄罗斯车臣战争期间，我又一次在这待过，碰到了尤里·姆丁(Yuri Modin)，这位苏联间谍运营了英国臭名昭著的剑桥间谍帮。斯诺登窃取了一批美国史上最大的秘密后，逃到了俄罗斯，华盛顿的一些人起诉他，称他与这一系列的俄罗斯特工有着另一种联系。

　　我坦承自己与斯诺登有着某种亲切感。像他一样，我被分配到 NSA (国家安全局) 的一个部门——就我而言，我在越南战争期间，3年的部分时间在海军中服役的。随后，是法学院的预备役军人，我偶然发现一个项目涉及非法窃听美国公民，于是我揭发了 NSA 。在非公开听证会中，我在丘奇委员会前证实了该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国会的调查引发了对美国情报滥用的全面改革。最终，我在毕业后决定写第一本关于 NSA 的书。在几个方面，我受到了依据间谍法被起诉的威胁，依据1917年同样的法律，斯诺登受到指控（就我而言，那些威胁毫无根据，也从未实施）。自从那时起，我已经写了不止两本关于 NSA 的书，也有大量的杂志文章（包括两篇之前为《连线》写的，关于 NSA 的封面文章），书籍评论，专栏，和纪录片。

　　但是我所有的工作中，还从未碰到任何人像斯诺登这样。他是独一无二地，后现代主义培育的揭发者。事实上，去年六月，自从他消失在莫斯科机场的建筑群中，很少有人见过他。尽管如此，但是他仍然在世界舞台上抛头露面——不仅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而且是一个没有躯体的人。当他在西南偏南大会上接受采访，或者接受人道主义奖时，他不见其人的形象微笑着显现在超大屏幕上。在3月份 TED 大会的一次采访中，他更进一步——一个小屏幕显示着他脸部的生动形象，安放在两根类似腿一样的杆子上，并垂直地固定在远程遥控的轮子上，使他能够在会场中「走动」，和人们交谈，甚至摆姿势和他们拍自拍照。这一奇观使人想到一种相反的老大哥：奥威尔笔下的温斯顿·史密斯——一位低层党员，突然控制着遍及大洋洲的电幕，宣传着加密，谴责着对于隐私的侵犯。

　　当然，斯诺登仍然对安排面对面的会面很小心，我想起了为什么、什么时候准备着我们的采访。我读了《华盛顿邮报》一次最近的报道。报道由格雷格·米勒（Greg Miller）完成，其详细叙述了每天和来自 FBI，CIA 和国务院的高级官员的会面，他们拼命地想方设法抓捕斯诺登。一名官员告诉米勒：「我们希望他会笨得搭乘了某架航班，然后一个同盟国说：『你在我们的领空。降落。』」但是他没那么笨。并且自从他消失在俄罗斯，美国似乎对他的踪迹一概不知。

　　当我去往指定酒店采访时，我尽量避免被跟踪，原因是该酒店有点远，且西方游客少。在大厅里，我坐在面朝门的坐位上，翻开一本我被告知要带上的书。刚翻过一页，斯诺登就走过我身边，身着深色牛仔裤和一件棕色运动外套，右肩背着一个很大的黑色背包。直到我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他都没看到我。他问，「你哪儿来的？」我指着我的座位，「我等你多时了。」我戏谑地问，「你和 CIA 的人在一起吗？」他笑了起来。

　　当我们进电梯时，斯诺登准备说些什么，但是电梯快要关门的一刻，一位女士跳进来，所以当我们的电梯通向高层时，我们就静静地听着巴萨诺瓦经典的「走音的快感(Desafinado)」。当我们出了电梯后，他指着一面能俯瞰现代莫斯科地平线的窗户，如今，闪闪发光的摩天大楼使得七座巴洛克风格和哥特式的塔黯然失色，它们被本地人称作斯大林七姐妹(Stalinskie Vysotki)，或称作「斯大林大厦」。现在他在俄罗斯已经待了一年多了。他在当地的杂货店买东西，那里没人认得出他，他还学了些俄语。他已经学会简朴地生活在一个处处昂贵的城市——它比纽约更干净，比华盛顿更复杂。8月份，斯诺登的临时避难所按约定要过期了。（8月7日，政府宣布准许他再待上三年多。）

　　进入他为我们采访预定的房间，他把他的背包扔到床上，旁边是他的棒球帽和一副太阳墨镜。他看起来消瘦，近乎憔悴，脸很窄，山羊胡有着淡淡的影子，似乎他昨天开始蓄胡子。他戴着标志性的巴宝莉(Burberry)半框、长方形镜片的眼镜。他淡蓝色的衬衫似乎至少大了一号，他的宽腰带收得很紧，他穿着一双黑色宽头的卡尔文·克莱恩休闲鞋。大体上看，他看起来是一丝不苟的大一学生。

　　至于操作安全，斯诺登对于情报世界中已知的方面很小心。我们坐下时，他拆下了手机电池。我的 iPhone 留在自己住的酒店。斯诺登的顾问反复警告过我，即使关机，一部手机也很容易变为 NSA 的麦克风。斯诺登设法保持自由的众多方法之一，即通晓 NSA 的诡计。另一点是避免到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频繁出现的区域。尽管如此，当他出现在公共场合，比如计算机店，俄罗斯人偶尔会认出来他。斯诺登告诉他们，「嘘，」一边笑着，一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

　　尽管成为了世界搜捕的目标，在我们喝可乐时，在一家很大的、提供客房订餐的意大利辣肉肠披萨店分别时，斯诺登看起来轻松愉悦。他31岁的生日刚过去没几天。斯诺登仍然抱有希望——未来能被允许返回美国。他说，「我告诉过政府，自愿坐牢，只要其抱有正当目的。我更关心国家，甚过我的遭遇。但是我们不能允许法律成为政治武器，或者同意其恐吓人民不要维护自身权利，不管这笔交易有多美妙。我不想助纣为虐。」

　　在此期间，斯诺登会继续纠缠着美国，他的行动与国家及全世界产生的共鸣带来了不可预知的影响。然而，文件本身不受他的控制。斯诺登不再接触它们；他说他没有把文件带到俄罗斯。副本现在在三组人的手中：由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美国纪录片制片人罗拉·柏翠丝(Laura Poitras)设立的 First Look Media，他俩是文件的原始接受者；《卫报》也收到了副本文件，英国政府向它施压，要其把文件转交给《纽约时报》保管(《纽约时报》对文件没有所有权)；还有《华盛顿邮报》的作家巴顿·戈尔曼(Barton Gellman)。目前的文件保管人，在任何时候都绝不可能把文件返还给 NSA。

　　爱德华·斯诺登用自己的话做出解释——为何他决定披露美国情报部门实施国内监控的秘密细节。(Platon 拍摄)

　　那使得美国官方处于一种束手无策期望的状态，使其等待着下一轮的揭露，下一次外交动荡，一次新的羞辱。斯诺登告诉我事情本不必到这个地步。他说，他实际上想要政府知道他究竟偷了什么。在他带着文件逃走前，他试图留下一串不起眼的数字线索，这样调查人员可以确定哪些文件被他复制并带走，哪些文件仅仅被他「接触过」。他希望以那种方式让 NSA 能看出他的动机——是出于揭发，而非为外国政府从事间谍活动。这也给了政府时间——为未来面对泄露做好准备，允许政府更改代码，修改操作计划，采取其它措施以减小损失。但是他相信，NSA 的审计没看见那些线索，仅仅报告了他接触过的文件数目——170万。（斯诺登说，实际上他带走的文件远没有这么多。）他说，「我推测他们会有一段艰难的时期。但我没想到他们对此完全束手无策。」

　　当被要求对斯诺登的言论给予评论时，NSA 的发言人瓦尼·瓦因斯(Vanee Vines)只会说，「如果斯诺登想讨论他的活动，那种对话应该与美国司法部一同举行。他必须返回美国，面对对他的指控。」

　　斯诺登推测，政府害怕文件包含的材料正严重地损害着保管人还未发现的秘密。斯诺登说，「我认为，他们觉得反正有确凿的证据，那些泄密者在政治上必死无疑。事实上，政府的调查失败了——他们不知道哪些文件被带走了，只是不停地随意说出这些大量荒谬的数字。这给我的感觉是，在他们损失评估的某处，他们一定是看到了一些『糟糕』文件。并觉得文件就是从那里泄露的。」

　　迄今，很可能没人确切知道大量文件中有什么内容—— NSA 不知道，保管文件的人不知道，甚至斯诺登自己也不知道。他不会详细地说自己是如何收集文件的，但是情报界的其他人推测，他仅仅使用了一种爬虫程序，该程序可以搜索并复制所有包含特定关键词和关键词组合的文件。这大概能说明，很多文件仅仅罗列了高度技术性的东西，几乎无法理解的信号参数和其它的统计数字。

　　还有另一番情形，进一步助长了事情变得复杂化：有些揭露归咎于斯诺登——但事实上也许并非出自他，而是另一个泄露者用斯诺登名字泄露了秘密。斯诺登本人坚决回绝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但是在我没有拜访斯诺登时，我被准许不受限制地接触到他在多个地方贮藏的文件。采用一种高级的数字搜索工具来浏览这些档案，我没发现那些已经公诸于众的部分文件，这让我断定一定有第二名泄露者待在某个地方。并非我一个人在探求该结论。格林沃德(Greenwald)和安全专家布鲁斯·施奈尔(Bruce Schneier)——都更广泛的接触到贮藏的文件，他们公开宣称，相信有另一名揭发者在向媒体公开这些机密文件。

　　事实上，我在莫斯科采访斯诺登的第一天时，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发表了一篇长篇报道，该报道有关 NSA 在德国的运作和其与德国情报机构 BND(Emblem of Germany’s Bundesnachrichtendienst) 的合作。杂志发表的这些绝密文件是2002年 NSA 和 BND 间的「协议备忘录」。杂志注释到，「该材料并非来源于斯诺登。」

　　有些人甚至开始怀疑，是否这件名声狼藉的曝光——NSA 往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手机上安装窃听器——完全归功于斯诺登，来源于他泄露的文件。在那次曝光时，《明镜》周刊仅仅称信息来源于斯诺登和其他未署名的来源。如果 NSA 里有其他的泄密者，这对其来说简直就是又一场噩梦——这说明其无法掌控自己的信息，也许还预示着，斯诺登对于政府过火行为的无休止抗议启发了情报界内的其他人。斯诺登说，「他们仍然没有解决自身的问题。他们仍然不重视审计，仍然会吃亏，而且他们不知道泄密者来自哪里，也不知道泄密者去了哪儿。如果还是老样子，作为公众的我们，又如何相信 NSA 持有我们所有的信息，所有的私人纪录，甚至我们毕升的永久纪录呢？」

　　《明镜》周刊的文章由 Poitras 和其他人撰写，柏翠丝(Poitras)是一名制片人，是第一批联系斯诺登的记者之一。她的高知名度和对加密的熟知也许吸引了其他的 NSA 告发者，斯诺登贮藏的文件提供了良好的掩护。在我与斯诺登会面后，我给 Poitras 写邮件，直截了当地问她是否有其他 NSA 的来源。她通过她的代理人回复：「我们很抱歉，罗拉(Laura)不想回答你的问题。」

　　同一天，我和斯诺登在一家莫斯科的酒店房间内吃披萨，美国众议院提议要限制 NSA。议员投票以293对123票压倒性的结果，阻止 NSA 对一个巨大数据库未经授权就进行搜索，该数据库包含了上百万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和电话。民主党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称「毋庸置疑，美国人对于这种广泛而不合理的政府监控计划越发感到担忧，因为该计划用来存储并搜索美国人的私人数据。通过实施该修正案，国会可以采取坚决的措施来关闭大规模监控的后门。」

　　要不是斯诺登，作为众多拟议改革之一的提案可能永远不会通过。返回莫斯科，斯诺登回忆登上一架去往香港的飞机，在他通往揭示自己是一个持有大量机密的泄密者的道路上，他也在考虑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他说，「我觉得，可能是社会集体性地对监控项目感到无所谓，并任其肆意妄为。」相反，NSA 的监控已成为国家对话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奥巴马总统曾私下提及过该问题，国会曾提出过这个问题，最高法院曾暗示也许会受理未经授权的窃听案件。公众意见早已转向支持减少大规模的监控。「这要靠很多人投票表决，」他说，「但是，如果你仅仅问诸如『我决定要揭发棱镜(PRISM)项目』这样的问题」——棱镜项目允许政府机构从谷歌， 微软，雅虎这样的公司抽取用户数据——「55％的美国人会同意。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实，一年来，政府一直在说我是个大坏蛋。」

　　那也许有些言过其辞，但与事实相差无几。在斯诺登第一次泄露后近一年，NSA 的负责人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称斯诺登「现在被俄罗斯的情报机构操纵」，并指控他造成了「不可逆转的、重大的损害。」最近，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说「爱德华·斯诺登是个胆小鬼，是个叛徒，背叛了他的祖国。」但是在6月份，政府看起来在回避自己说出的很多危言耸听的辩解。在一次《纽约时报》的采访中，NSA 新上任的负责人米歇尔·罗格斯(Michael Rogers)说，他「正试图很具体、很慎重地描述我。」：「你从未听过我像负责人那样说，『天啊，一切要完蛋了。』」

　　斯诺登对其不断被公开的人物简介一直避而不谈，他拒绝谈论他自己。部分地，因为他天生害羞，不愿意「把家庭卷入事件中，再写一本传记。」他说，自己担心分享个人细节会给人有自恋傲慢的感觉。但他担心的主要方面是，他也许会不经意贬损自己将生命置于风险的初衷。他说，「我是个工程师，不是个政治家。我不想引人注目。我怕谈论这些会导致有些分心，引发的一些借口会危及、诽谤、甚至使一场很重要的运动失效。」

　　但是当斯诺登最终同意谈论他的私生活时，一副肖像浮现出来——他不是一个目光惊恐的狂热份子，而是一个严肃、真诚的理想主义者——数年来一步一个脚印——变得对他的国家和政府不再抱有幻想。

　　斯诺登生于1983年6月21日，在马里兰郊区长大，那里离 NSA 总部不远。他的父亲朗(Lon)从入伍海岸警卫队一路升到准尉军官，一条艰辛之路。他的母亲文迪(Wendy)在巴尔的摩的美国区法院工作。而他的大姐杰西卡(Jessica)是一名律师，在华盛顿的联邦司法中心工作。斯诺登说，「我家庭中的每个人都曾为联邦政府做这样或那样的工作。」他的父亲告诉我，「我期望他走同样的路。我们总是认为，Ed 是家里最聪明的人。」这并不令他惊讶，那时候他的儿子在分别两次的 IQ 测试中得分超过了145分。

　　作为一个孩子，斯诺登没有把时间花费在看电视和体育运动上，他喜欢上了看书，尤其是希腊神话。他说，「我记得就像是走进了那些书中，和他们一同消失了数个小时。」斯诺登提到，阅读神话在他的成长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些神话给他提供了一个面对挑战的框架，包括一些道德窘境。他说，「我认为，就是那时候我开始思索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问题，对于一个个体的衡量——即他们是如何处理和面对那些问题的。」

　　斯诺登表明他自己是泄露者不久后，大量媒体纷纷关注一个事实——他上完10年级后就退学了。言外之意，他是个没读过书的懒汉。这并非是因为欠债，而是单核细胞增多症的发作导致他休学了近乎9个月。斯诺登没有选择留级，而是选择去社区大学学习。自他在孩提时就喜欢电脑，而现在那种激情加深了。他开始为一个自己拥有科技公司的同学工作。巧合的是，这家公司从米德堡的一栋房子起家——这正是 NSA 的总部。

　　当「9？11」发生时，斯诺登正在去办公室的路上。他说，「我那时正在开车去上班，在电台上听到了第一架飞机撞击的消息。」像很多有公德的美国人一样，他因袭击而深感痛心。在2004年春天，伊拉克陆面战争的第一战在费卢杰打响。他志愿加入了武装特种部队。他说，「我坦诚地面对政府的说辞，当这种说辞有关伊拉克，铝制石油管道和一瓶瓶炭疽的时候。我非常相信美国政府，他们不会对我们撒谎，我们的政府有着高尚的意图，伊拉克战争会像他们所言的那样——是一种有限的，有针对性的努力来解放被压迫的人民。我想尽一份力。」

　　斯诺登说，特种部队尤其吸引他，因为其提供了学习语言的机会。顺利通过资质测试后，他被录用了。但是生理要求更具挑战。在一次训练事故中，他摔断了双腿。几个月后，他被迫退伍。

　　离开了军队，斯诺登在一处高度机密的工厂找了份保安工作，该工厂要求他接受高等级的安全调查。他通过了测谎考试和严格的背景检查，但几乎未意识到的是—— 他发现自己求职的职位处于秘密的情报世界中。在参加了一个情报机构的专场招聘会后，他在 CIA 谋得了一个职位，并被分配到全球通信部门，该机构处理电脑问题，位于维吉尼亚州兰利市的情报机构总部。自他16岁起，这是他又一次负责网络和工程工作。他说，「所有隐蔽的站点——能够掩盖网站等等——都会联入 CIA 总部。由我和另一个家伙轮班。」但是，斯诺登寻迅速发现了 CIA 最大的秘密之一：尽管其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前沿机构，实际上技术严重落伍，完全不是外界看起来的那样。

　　作为顶级电脑团队的新人，斯诺登成为了黑马，被送往 CIA 的秘密学校，该校用来培训技术专家。他在那里的旅馆待了差不多6个月，全日制学习和训练。训练结束后，在2007年3月，斯诺登前往瑞士日内瓦，CIA 在那里正在寻找银行业的信息。他被分配到了联合国的美国代表团。给了他一本外交护照，一套湖边的四室公寓，和一次很隐蔽的任务。

　　正是在日内瓦，斯诺登直视到 CIA 特工在该领域做出的一些道德妥协。因为间谍们的升职要根据自己招聘了多少人，所以他们争先恐后地试图签约任何一个能签约的人，不管他们的价值。间谍们对他们花言巧语以致他们被送进监狱，然后再把他们保释出来——把他们作为人情债。他说，「他们的确是冒着风险来招聘，他们的确很消极，如果我们被捕，对一个人的巨大影响同样会对我们国家的荣誉造成巨大影响。然而我们这么做，仅仅是因为我们能这样。」

　　在日内瓦时，斯诺登说，他碰到了很多间谍，他们强烈反对伊拉克的战争和美国在中东的政策。「CIA 办案人员都走了，我们到底在干吗？」因为他的工作是维护电脑系统和网络操作，所以他比以往有更多机会接触发动战争的信息。而他了解的信息给他造成了大麻烦。他说，「在布什执政时期，反恐战争已变得臭名昭著。我们在折磨百姓；我们还进行过未经授权的窃听。」

　　他着手计划成为一名揭发者，但是由于奥巴马准备当选总统，他推迟了计划。他说，「我认为，即便奥巴马的批评者们对于其演讲时提到的价值感到印象深刻和乐观，奥巴马说我们不会牺牲我们的权利，不会改变要抓住一小撮恐怖分子的目标。」但是斯诺登渐渐失望了，在他看来，奥巴马为遵循其慷慨陈词。他说，「政府不仅没有实现那些承诺，还完全否认说过那些话。他们偏离了原先的道路。这对于社会、民主意味着什么？那时你选人，是以给你投票的承诺为基础，根本上来说，不就是收买选民的意愿吗？

　　几年后，这种幻灭感愈发强烈。那时，在2010年，斯诺登从 CIA 转到了 NSA，作为技术专家和戴尔公司一起在日本工作，戴尔公司是 NSA 的国防承包商。因为「9？11」事件的发生，情报款项剧增，很多 NSA 的工作外包给了戴尔公司和博思艾伦汉密尔顿控股公司这样的国防承包商。对于斯诺登来说，被派往日本尤其有吸引力：幼年时他就想访问这个国家。斯诺登在横田空军基地的 NSA 办公室工作，该地位于东京之外，他指导高官和军官如何抵御中国黑客攻击他们的网络。

　　但是斯诺登的失望有增无减。足够糟的是，间谍们为了招聘他们，对应聘者们花言巧语；那时他正学习定点清除和大规模监控，这些都能被全世界的 NSA 设施监控。斯诺登为军队进行监视，CIA 无人机默默地令人们丧命。他也开始意识到 NSA 监控能力的巨大范围，该能力即通过监视他们的 MAC 地址来了解城市中的每个人的行动，MAC 地址是每一部手机、每一台电脑和其它电子设备都有的一种独一无二的识别码。

　　即使他对于美国情报部门任务的信赖程度与日下降，作为一名可信的技术专家，他的职位一路高升。在2011年，他返回马里兰州，在那里的一年，他作为戴尔公司的领头技术专家工作，同时涉及到 CIA 的利益。他说，「我和 CIA 的信息总管，首席技术官，其它技术部门的首席主管坐在一起，他们会告诉我最困难的技术问题，我的工作即找出修补问题的方法。」

　　但是在2012年3月，斯诺登又一次为戴尔公司工作，这一次是到夏威夷的一个巨大掩体中，他在那里成为了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领头技术专家，专注于技术问题。「通道」内——湿冷的、冷飕飕的、有25万平方英尺的凹坑，曾是一个存储鱼雷的设施，斯诺登对于 NSA 的能力和缺乏监管的担心与日俱增。在这些已发现的秘密中，最令他震惊的是，NSA 经常传输未经处理的私人通信给以色列的情报部门，通信内容和元数据一样。通常类似这样的信息都会被「最小化」处理，姓名和个人可识别的数据会被移除。但是在这个事例中，实际上 NSA 甚至未保护美国人的通信。这些通信包括数百万在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美国人的电子邮件和电话，他们的亲属在以色列占据的巴勒斯坦可能因为通信会成为攻击目标。斯诺登说，「我认为那真令人惊讶，这是我们见过最大规模滥用的其中一例。」（该运作行为在去年被《卫报》报道，其引用了斯诺的文件作为其来源。）

　　另一件造成麻烦的发现，即一份来自 NSA 负责人基思？亚历山大的文件，据文件显示，NSA 在监视政治激进分子浏览色情作品的习惯。备忘录建议 NSA 可以利用这些「个人要害」来毁灭政府批评家们的名誉，这些批评家实际上没有被控密谋恐怖主义。文件接着列出了六个人作为未来的潜在目标。（格林沃尔德去年在《赫芬顿邮报》上发布了一份文件的节选版。）

　　斯诺登对备忘录颇感震惊。他说，「这有点像 FBI 试图利用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的不忠行为来劝其自杀。那些事情放在20世纪60年代是不合适的。为什么我们现在重蹈覆辙？为什么我们又一次牵涉其中？」

　　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参议员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同样对于美国情报机构数十年的非法监控而感到震惊，他第一个把情报机构的运作行为公之于众。那开启了迟来的改革，例如外国情报监控法。斯诺登看到了过去和现在的相似之处。他说，「弗兰克·丘奇类推这种监控行为正处于危险边缘。它担心一旦我们开始监控便无法停下来。今天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又一次处于危险边缘。」他意识到，就像丘奇在他之前的所作所为一样，解决政府滥权的唯一方法即曝光他们。然而，斯诺登没有参议员委员会的同意，也没有国会传票的权利。他不得不暗中开展任务，就像他曾被训练的那样。

　　6月份，当地的太阳落日时间很晚，透过旅馆窗外，狭长的阴影开始覆盖城市。但是斯诺登好像不介意采访进行到晚上。他在过纽约时间，这样能够更好的与美国的支持者交流，并能够占据美国新闻周期的头条。通常，那意味着几乎能即时收听其批评家的严厉评论。确实，不仅政府党政官僚争论斯诺登下一步会怎么做——斯诺登正从一名不满的特工变成了告发异议者。即便在科技行业，他有着众多支持者，有些指责他玩得太过火了，把那些危险信息当作儿戏。网景公司的创始人兼著名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生(Marc Andreessen)曾告诉 CNBC，「如果你在百科全书里查找『背叛者』，能看到爱德华·斯诺登的照片。」比尔·盖茨(Bill Gates)在《滚石》杂志上发表过类似讽刺的评价。他说，「我认为他违法了法律，所以我绝不会把他描绘成一位英雄，你不会从我这里看到我对他的赞赏。」

　　斯诺登和迈克尔·海登(Michael Hayden)将军在2011年的一次宴会上的合影。海登之前为 NSA 和 CIA 的负责人，在斯诺登揭发事件后，他为美国的监控政策做出辩解。

　　斯诺登推了下眼镜；其中一个鼻垫没了，眼镜偶尔滑下来。他看起来陷入沉思，回顾过去的决定时刻，一去不复返。那时候，U 盘在手，能意识到巨大的潜在结果，他暗中进行计划。他表情严肃、语速放慢说道，「如果政府无法代表我们的利益，公众将会捍卫自身的利益。揭发行为就是这样一种传统手段。」

　　NSA 明显从未料到会有斯诺登这样的人来捣乱。无论如何，斯诺登说他毫无阻力地接触、下载、提取他喜欢的所有机密信息。除了很高级别的机密文件，实际上所有有关 NSA 监控项目的详情可以被任何人、雇员或承包商、士兵抑或是将军所接触到，而将军拥有绝密的 NSA 权限来接触 NSA 的电脑。

　　但是在夏威夷时，斯诺登能够在重重权限下畅通无阻地接触信息。他说，「我那时候作为夏威夷信息共享办公室的领头技术专家，接触到了所有东西。」

　　是的，尽管如此。有一个关键区域仍然是他所无法触及的：NSA 在全世界范围凶猛的网络战活动。为了最后一批机密文件，斯诺登找了一份作为基础设施分析员的工作，与另一家 NSA 的巨头承包商博思艾伦汉密尔顿控股公司合作。该职位给予了他稀有的双重权利，包括国内外的窃听能力——允许他查出国内网络攻击的来源国。在这份新工作中，斯诺登沉浸在高度机密的世界中，在全世界的系统中安放恶意软件并窃取数 GB 的外国机密文件。同时，他能够确认的是，大量美国的通信「未经授权，没有任何犯罪嫌疑、合理根据或个人指派的规定便被窃听并存储。」他收集了该证据，并将其安全地藏起来。

　　他为博思艾伦汉密尔顿控股公司工作到了2013年春天，斯诺登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但是他仍感到震惊。有一天，一位情报官员告诉了他 TAO——一个 NSA 黑客小组——在2012年企图往叙利亚的一家主要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其中一台核心路由器上远程安装恶意软件，叙利亚长期处于内战状态。这使得 NSA 可以接触到大量该国的电子邮件和其它互联网流量。但是某个地方出现故障，路由器变砖了——变得完全没法使用。路由器故障使得叙利亚突然丢失了所有的互联网连接——尽管公众不知道这是美国政府干的。（这是该事件第一次被披露。）

　　在 TAO 操作中心，恐慌的政府黑客遭遇了斯诺登所称的「糟糕」时刻。他们急忙远程修复路由器，极力掩盖他们的踪迹并阻止叙利亚人发现被用来接入网络的高级渗透软件。但是因为路由器变砖了，他们无力去修复问题。

　　对于 NSA 来说，幸运的是，叙利亚人明显更关注修复国家的互联网，而不是追踪中断的原因。TAO 操作中心里，紧张的气氛被一个包含着大实话的笑话而打破：「如果我们被抓，我们总说是以色列干的。」

　　在博思艾伦汉密尔顿控股公司工作时，斯诺登主要关注分析潜在的中国网络攻击。他的目标包括通常被考虑到的军事范围外的机构。他认为该工作正在逾越情报机构的授权。他说，「毫不掩饰的说，我们对于中国的非法入侵非常激烈。然而我们超越了底线。我们在攻击大学和医院，还有完全是平民的基础设施，而非实际的政府目标和军事目标。那是真正令人担心的事。」

　　斯诺登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一个秘密项目，是他在提高一处 NSA 庞大高度机密的数据存储设施能力的期间发现的，该设施位于犹他州布拉夫戴尔。潜在地能够存储高达1YB的数据，500万兆的文本页面，这个已知在 NSA 里的一百万平方英尺的建筑被用作任务数据存放处。（据斯诺登说，原始名字是大规模数据存放处，但是一些员工认为该名字听起来太可怕且太过准确，随后它被更名了。）十亿条电话，传真，电子邮件，电脑间数据传输，和全世界每小时流经大规模数据存放处的短信。有些信息会直接通过，有些被短暂地保留，有些则被永久储存起来。

　　大规模监控活动糟透了，但是令斯诺登更为不安的是发现了一个新的项目——运作中的 Strangelovian 网络战项目，代号为 MonsterMind。在此，该项目第一次被披露，其使得寻找国外攻击起源的流程自动化。软件会不间断地观察显示已知或受到怀疑的流量模式。当软件监测到一次攻击时，MonsterMind 会自动阻止其进入国家——用电脑术语来说，是一次「杀死」。

　　类似程序已存在了十年，但是 MonsterMind 软件会增添一个独一无二的新功能：不仅在恶意软件被植入时能监测并杀死它，还会自动回击，没有人为干涉。斯诺登说，那就是个问题，因为最初的攻击经常通过电脑经过无辜的第三方国家。他说，「这些袭击可能是被哄骗而造成的。比如，你可以假设某人在中国，他却能把攻击变得看起来好像是源于俄国的。接着我们以回击俄国医院来终结袭击。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除了意外地开启一场战争的可能性，斯诺登把 MonsterMind 视作隐私的终极威胁。因为，为了使系统运作，NSA 首先不得不秘密地设法接触到几乎所有海外联系美国范围内人们的私人通信。「争论点在于，如果我们在分析所有流量时，只有用该方式才能识别这些恶意流量，并对他们做出回应。如果我们在分析所有流量，那意味着我们不得不窃听它们。那还意味着这违背了第四修正案，未经授权、没有合理根据乃至犯罪嫌疑便窃听私人通信。这对于所有人，在所有时候都如此。」（NSA 的一位发言人拒绝评论 MonsterMind，该恶意软件被用于叙利亚，本文包含了其细节和其他方面。）

　　考虑到布拉夫戴尔的 NSA 新的数据贮存设施可能引发一场意外战争，负责运作监控所有传入通信的斯诺登相信，除了带上他的U盘并把自己所知道的内情公之于众，他别无选择。唯一问题就是何时实施。

　　2013年3月13日，坐在由电脑屏幕环绕而成的「通道」中的桌子前，斯诺登读到一条新闻报道，这令他相信，是时候着手进行了。报道叙述了国家情报负责人詹姆斯·克拉珀(James Clapper)告诉一位参议院委员 NSA 确实「并非蓄意地」收集百万美国人的信息。「我想我第二天在报纸上读到了它，和同事聊天说道，你相信这一派胡言吗？」

　　斯诺登和他的同事早已围绕着 NSA 的间谍活动多次讨论过这种惯用伎俩，所以他们对克拉珀的证言反应冷淡，这一点都不令他感到惊讶。他说，「这简直就是为虎作伥，」并称其为「平庸之恶」——参考自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于纳粹德国的官僚研究。

　　斯诺登说，「这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你会遭受一点邪恶、违背规则、不诚实、虚伪、对公众利益的损害，你可以对此不予理睬，也可以为此辩解。但是如果你任其为虎作伥，就创造了一种灾难性的急剧下滑，随着时间而不断增长，直到你在15年时，20年时，25年时，你会看清这一切，你也不会为此震惊。所以你觉得它稀松平常。那就是个问题，那就是克拉珀事件的一切。他视欺骗美国人是自己的职责，是很寻常的事情。他还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不会因此受到惩罚，因为他被揭露在誓言下撒谎，他甚至没有因此被扇耳光。这事情反映出有关体制和我们领导的很多方面。」斯诺登决定，是时候在克拉珀把水煮沸前跳出去了。

　　同时，他知道会有可怕的结果。「真的很难迈出那一步，不仅我确实相信某些事情，而且我足够相信——我愿意将自己的生命至于火堆之上，燃烧殆尽。」

　　不过他感到别无选择。两个月后，他登上了去往香港的航班，口袋里装满了U盘。

　　我们第三次会面的下午，大约在第一次会面后的两周，斯诺登来到我到旅馆房间。我已经改变地点在国家奢华酒店，它在克里姆林宫和红场的街对面。像大都会酒店这种地标一样，很多俄国历史在不同时期穿过它的前门。列宁曾经住过107房间，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阴魂——他是前苏联秘密警察，也住过这里，仍然经常出没于走廊。

　　而斯诺登最害怕的不是俄国秘密警察，而是它的老雇主——CIA 和 NSA。他说，「如果某人真的在留意我，他们已经安排好一队人马来收拾我。我不认为他们已经将我地理定位了，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能监视我在网上说什么。即使他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因为说的话是加密的，他们仍然可以从你说话的对象和你说话的时间来获取大量证据。」

　　最重要的是，斯诺登害怕一个大错误会导致前功尽弃。他说，「我不是自我毁灭。我不想牺牲自己并从历史记载中消失。但如果我们没有抓住机会，我们不会赢的。」所以他尽力领先他的监控者一步——他频繁地更换电脑和电子邮件账户。尽管如此，他知道自己最终可能会妥协：「我出错的话，他们就会收拾我。这种情况会发生的。」

　　确实，他的一些同行早已犯过一些极为严重的错误。去年，格林沃尔德发现他自己无法打开来自 GCHQ (相当于英国的 NSA) 的一大批秘密文件的密钥，这些秘密文件是斯诺登传给他的。所以他把文件发送给了他的长期伙伴戴维·米兰达(David Miranda)，为了从柏翠丝那里获得了另一些文件，他们从里约到了柏林。而《卫报》在准备接收从伦敦传送来的预定文件。这也许是 GCHQ 的监控造成了消息走漏，英国当局在米兰达一抵达英国时便拘留了他，并对他进行了9小时的问话。除此之外，一个包含了大约5万8千页文件的60GB数据的外置硬盘被没收。尽管这些文件被一款高级程序 True Crypt 加密过。英国当局发现了一张米兰达的记有密码的纸——是其中一份文件的密码，他们得以解密大约75页。（格林沃尔德仍然没有接触到完整的 GCHQ 文件。）

　　对于斯诺登的另一种担心被他称之为「NSA 疲劳」——公众对于大规模监控的揭露变得麻木不仁，就像变得对战争死亡人数的新闻感到习以为常。「一个人的死亡是一部悲剧，一百万人死亡只是统计数字，」他尖刻地引用了斯大林的话。「就像侵犯了安格拉·默克尔的权利是一个大丑闻，侵犯了80万德国人的权利则不算什么新闻。」

　　对于下届选举会带来什么有意义的改革，他对此并不感到乐观。最后，斯诺登认为我们应该相信科技——而不是政治家。「我们可以完全撇开任何立法行动和政策变化，用手段和技术来终结大规模的监控。」答案即他所说的强加密。「通过根本上采取措施，把加密作为通用标准，即所有的通讯默认被加密。这样，我们不仅可以在美国，而且可以在全世界终结大规模监控。」

　　斯诺登说，在监控被终结前，揭发将持续下去。他说，「我们还没看到监控的终结。」确实，我们会面后的数周，《华盛顿邮报》报道 NSA 监控项目所捕获的清白美国人的数据，超过了其意图监控的外国目标。仍然有成百上千页机密文件在那里，更别提他可能已经启发了其他的揭发者。但是斯诺登说，那些信息所包含的内容在未来任何时候泄露几乎无关紧要。「我们的问题不是下次炮制出什么新报道，而是我们准备怎么做来终结监控？」

　　＊勘误［2014年8月22日10：55上午］：报道的早期版本错误地报道了米兰达从柏翠丝那里取得了文件，同样错误地报道了格林沃德未接触到完整的 GCHQ 文件。